安倍晋三去年12月当选日本首相，可能标志着日本政府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
 
　　自1868年走出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后，日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影响国际事务与理念的能力之大，与它自身的规模与地理位置很不成比例。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跨国企业突然崛起，并在20世纪80年年代成为全球业界领导者，就是这方面一个例子。
 
　　将近30年前我在美国读商学院时，我和同学就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日本的管理体制。这套管理体制所依据的哲学，是日本人从美国统计学与管理学大师德明（J.W. Deming）那里学来的。生于1900年的德明是一位学者，他认为企业应该集中关注质量、组织协调性与长期性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德明被忽视，但在刚刚经历战争劫难的日本，人们却愿意倾听他的声音。从德明的组织构造与管理理论中，日本人发现了一条恢复本国荣耀与全球地位的途径。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品，尤其是消费性电子产品和汽车，就已经大举攻入西方市场。十年之后，日本资本又大量涌入，购买西方的著名资产，如荷兰画家梵高的名画与伦敦、巴黎和纽约的地标性建筑。日本人再次依靠其集体意志与民族荣誉感，发挥了远大于其人口规模的全球影响力。
 
　　不过，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重新崛起为全球主导性工业国的进程，并没有伴随着金融系统的现代化，也没有伴随对外国间接与直接投资的开放。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升值，导致日本经济失衡，加剧了日本的金融泡沫。1990年泡沫破裂后，日本再次成为西方的“教材”，不过这一次是“反面教材”，代表着经济停滞不前又束手无措、在债务陷阱中无法自拔的窘境。 
 
　　但是，即使是在20年的经济停滞之后，今天的日本仍是东北亚、甚至全球极其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大国，这是因为它和美国的亲密关系，以及仍居世界第三的经济总量。没有人可以忽视日本，尤其是目前正陷入对日关系泥潭之中的中国。一方面，中国崇拜日本的经济成就，中日经贸是两国增长与繁荣的重要来源。但另一方面，日本不细心照顾中国对日本二战行径的沉痛感受，这一点继续毒化着中日关系，让钓鱼岛争端的解决难比登天。
 
　　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安倍晋三继任日本首相之所以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很重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安倍晋三的竞选纲领之一就是对中国强硬，这很好地迎合了一个充满自豪感但人口较少、发展又比中国慢、在一千多年里又曾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民族的情绪，赢得了选票。安倍晋三的竞选措辞会演变为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吗？还是说，他也可能像在2006年一样，体现出务实的一面？当年他就把中国作为当选首相后出访的第一站。但不论是哪种情况，中日之间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某种协议都非常重要——即使是纯粹姿态性的协议。
 
　　但安倍晋三成为日本首相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原因，甚至比影响钓鱼岛争端和中日关系这个原因还要大，那就是：安倍希望结束日本的通货紧缩状态，而他为此而采取的政策如果成功，将会给整个东北亚甚至其他地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安倍晋三的竞选纲领之一，而现在他似乎已决心将其付诸实施。而且他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支持。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恢复经济快速增长的唯一途径是让物价温和上涨，这将鼓励日本家庭和企业开支而不是储蓄。

　　但是，日本已经连续20年政府开支庞大而经济增长停滞，如果以债务占GDP的比例衡量，日本政府已经成为比美国政府更严重的负债者。美国有能力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维持下去，因为“世界货币”美元是由美国财政部印刷的。至少在当下，世界各国在贸易、借债、储存本国财富时仍把美元视为最便利的货币。尽管各国的投资者和评论者都在质疑美国处理本国财政问题的能力，但美国财政部要举借美元债务依然相当轻松。对日本来说，对日元的管理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但目前为止，对日元资产的主要需求仍主要来自日本人自身。日本之所以能举借超过其经济产出一倍多的债务，唯一的原因是，日本的家庭与企业储蓄者乐于买入和持有日本政府担保的日元证券。在日元债券几乎零利率的情况下，日本储蓄者依然不断买入政府债券，许多观察者对此感到恐怕没有别的解释，只能归因于日本人标志性的爱国主义。但真正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债券的购买者确实有对正实际收益的预期，而这一预期的前提是，对日本物价持续下降的预期。
 
　　那么，当日本物价开始从通缩转为通胀的时候，日本储蓄者会如何做呢？在这种情况下，债券的实际价值会开始缩水。如果利率仍保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随着通胀率的上升，单靠政府呼吁爱国主义将是不够的。日本债券投资者会要求正实际收益，这将导致中长期利率上升。这时假如日本央行又通过提升利率来对抗通胀（这是它应该做的），短期债券的收益率也将上升。
 
　　在通货膨胀上升的情况下，不管日本官方利率是不是上升，日本债券价格将下降，而日本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巨大金额的日元债券（占日元债券持有的大部分）的价值将会下滑。由于这些核心资产的贬值，许多日本金融机构迫于偿债压力，将会通过抛售其持有的其他流动性强的外国资产来弥补损失，首当其冲的将是美国政府债券，而日本人持有的美国国债高达1.1万亿美元（将近美国公共债务总额的10%）。如果日本爆发金融偿债危机，将很有可能导致美国利率上升，美国债券价格下跌，而此时美国经济复苏又在经受着“财政悬崖”问题的威胁，欧洲也在继续艰难地应付着自身的债务难题和银行业困境。全球抵押贷款利率将会上升。这时日本政府可能会出手干预，对金融业进行资产重组，其手段则是增加日本央行的货币供应。但日本金融机构的规模与全球影响力将扩大这场危机的影响，使其成为一场可以和2008年美国金融崩溃相提并论的重大事件。如果日本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将影响巨大。
 
　　因此，展望2013年，一个重大问题是：日本新首相会成功地把日本的通缩转变为通胀吗？如果他成功了，一场大型的金融危机也许会爆发。如果这个情况发生，日本将再一次证明它作为一个小国而影响整个世界的惊人能力。 
 
（注：贾尔斯·钱斯（Giles Chance）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著有《中国准备好了吗？危机后的世界新秩序》一书。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