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边缘国家愿意推行痛苦的紧缩政策的一个原因是，这能帮助解决欧元区内部平衡的问题，重塑边缘国家的竞争力。这起码是欧元区主要领导人推行紧缩政策的卖点。欧债危机已经横行欧元区第五个年头了，能判断欧元区是否已经在修正内部不平衡，和边缘国家是否已经在重拾丢失的竞争力的数据并不多。

　　发兴银行的James Nixon给出了从2000年起，一些主要欧元区国家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ULCs）变化的统计数据，同时发现，任何表面上竞争力不平衡的改善都很可能只是暂时的。

　　从2000年，德国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具有明显最突出的优势（最低的），而四个主要边缘国家和法国却相对与德国经历了一段竞争力下滑的时期。这些国家增加的劳动力成本加剧了欧元区内部的不平衡。

　　然而，根据上图所示，从2008年起，这些国家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出现了一些趋同，这意味着边缘国家竞争力在改善。在爱尔兰，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下跌了18%，而希腊下跌了12%。

　　但是，Nixon认为，我们在兴奋前，应该仔细研究一下这些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他写道：

一个经济体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被定义为，每个员工的平均报酬（W），乘以就业水平（N），除以GDP（Y）。因此，可能可以把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的下滑分拆开来。换句话说，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下滑可能因为：

1）名义报酬下滑；

2）就业率的下滑超过产出的下滑；

3）产出的上升超出就业率的上升（也就是劳动生产率Y/N为正值）。

　　下图显示了雇员名义报酬水平的变化，看起来只有希腊出现了大幅的下滑。其它各国的报酬水平都高于2008年。

接着是就业率情况。欧元区大部分国家（除德国外）都出现了大幅下滑，特别是爱尔兰、西班牙和希腊。

最后是劳动生产率，这是判定工资相对于工人每小时劳动产出是否合理的关键性因素。

从2008年起，欧元区的整体劳动生产率是停滞不前的，但西班牙、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劳动生产率却出现了大幅的增长。西班牙的表现尤其突出，因为西班牙就业率下跌了16%，同时产出只下跌了5.5%，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上升了11.5%。

但是，Nixon认为，这可能只是周期性的现象（被就业率的下滑扭曲了），而不是结构性的改善。为了得到更准确的数据，我们必须把就业率的影响排除：

为了测量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有多少是来自周期性因素，而又有多少是来自结构性因素，我们必须使用一些统计技巧。尤其地，我们先假设劳动力市场的单元产出劳动力成本是正态分布的。理想情况下，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会首先解雇最昂贵的员工（也就是劳动生产率最低的员工）。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估算出实际就业率下滑的分布。这使得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模型，估算出2008年一季度起，如果没有出现就业率下滑，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将如何变化。被我们称为“修正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的时序变化图，能大概地给出在就业情况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现在应该处于什么水平。实际上，这就是由薪酬税水平改变或结构性生产率改变带来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理应的变化幅度。

从下面的变化图可以看出，如果剥离就业率的变化，“修正后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将变高了，这意味着就业率下滑实际上是扭曲了数据，错误地反应了一些国家的劳动力生产率出现了上涨。

此外，可以看出，除了德国和爱尔兰以外，修正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2012年的水平要比2008年的水平要高，这意味着其实真实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四年是增加了。

所以，从Nixon的角度看，虽然欧债危机给欧元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并没有带来必要的结构性改革。Nixon预期欧元区的前景相当灰暗：

整体看来，虽然在前提上使用了一些必要的武断假设，但这些不大严谨的分析还是确认了一个结果——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下降的大部分成果都是主要通过减低就业率实现的。这进一步证明了，欧元区在竞争力上的结构性改革成果是相对较小的。如果缺乏其它刺激增长的政策，那些失去竞争力的边缘国家将不得不继续挣扎在重拾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