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尝试控制不断上涨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成本，其实中国也没有幸免。虽然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的退休福利和治疗保障水平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但中国的退休基金已经存在巨额的资金缺口，而且快速推进社会安全网全覆盖的过程中，预期资金缺口会进一步放大。中国未来应对人口老年化和退休问题的政策对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些政策的影响范围可能跨越国界！

　　下面是来自中印政治专家 Mark W. Frazier的评论：

　　2011年，中国的退休金支出从2006年的4890亿元上涨至1.28万亿元。但这些这些支出和公务员退休金制度只能覆盖约一半的超过60岁长者，以现在的覆盖增长速度，不久就能实现全覆盖，但同时退休金支出也会飞涨。中国的城市工人（包括理论上只会短暂留在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到公共退休金系统的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2.9亿，同时退休金规模也同时大涨。因为越来越多新人进入，政府对未来退休金负债也短时间大幅上涨。最近一份由中国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发布的报告估算，到2013年年底，中国退休金体系中资产和负债间的差额将达到2.9万亿元。到2033年，这个差额将进一步放大到10.9万亿元，约为今天GDP规模的38.7%。

　　一个人均收入只有约5000美元（购买力调整以后的数据）的国家，却遇到了富裕工业国的退休金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在过去十年出现这个问题？对于急于施压中国再平衡其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性经济体转型，更少地依赖出口）的贸易伙伴国意义何在？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设计了一套退休金体系，但该体系对居民消费造成的影响远高于大部分观察者的预期。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和外国退休金专家的推动下，中国政府建立了一套混合型的退休金体系，该体系依赖的是，传统的从雇主层面实现的现收现付制，和强制的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是工人未来退休所需1/2到2/3资金的来源。（理论上他们还可以自己购买商业保险公司的退休金和年金产品。）然而，这样的退休金体系设计带来了两面不讨好的结果：家庭为了储蓄更多的退休所需，消费水平下滑了；同时，因为地方政府动用个人账户上的资金支付现在退休人士的福利（理论上个人账户上的资金是不能动的），这使得政府的长期退休金负债开始失控。

　　中央政府曾经尝试禁止地方政府动用现有的退休金资产，但这样做的结果也只是地方政府的其它负债规模上升得更快。此外，过去退休基金资产只能投资低收益债券和存入银行，但现在有望容许退休基金投资A股，考虑到A股过去的走势，保本的风险将大增。更不要提2006年上海的“社保基金挪用案”。

　　中国人口老年化正在加速，学术界和官方都在认真考虑放松一胎制（一胎制已经开始影响流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增劳动力），同时也在考虑上调退休年龄。但这些调整在中国也遇到了象西方国家一样的政治困局，因为事实证明，社会大部分人不愿意工作更长的年限。很多中国人也认为，相对较低的退休年龄能为更多的每年新增数百万劳动力让出更多工作岗位。如果年长的工人在老年仍坚守岗位，年青的工人将在找工作时候遇到更大的困难。这将给社会造成不稳定的因素。

　　对于和中国有巨大贸易联系的亚洲、欧洲和美洲来讲，意义何在呢？首先，它们应该清楚，中国的老年化问题是一个慢动作的财政危机。中国不是希腊，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已经非常庞大，对地方政府负债的计算还是不包括地方政府已经造成的巨大退休金负债。就像美国和欧洲一样，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断提高现有退休人员的退休福利，而让下一代人去归还今天的福利透支。中国社保基金是世界上最大的退休基金，资产规模约为9000亿元，但这些资产仍难以填补省市一级养老基金造成的巨大负债缺口。

　　其次，虽然中国正在推进退休金机制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全覆盖（这是2010年通过的社会保险法最可能导致的结果），但这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是有限的。家庭可能不再需要储蓄预防重大疾病。但值得质疑的是，新建立的社会安全网导致下滑的储蓄水平，能否抵消工人和雇主加入新福利体系强制缴纳的款项。换句话说，不要过分指望新社会安全网推动再平衡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进程，因为它不会大幅提高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这意味着，那些对中国有巨额贸易赤字的国家，不要过分指望中国在未来的某一天，家庭消费支出会突然大幅增长。

　　最后，人口老年化问题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具有更深层次的影响。当然，老年化的趋势不会对这些发达国家经济造成不可避免的下滑，但现在是时候调整预期了。老年化将抑制，甚至降低家庭的消费水平，而家庭消费一直是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的主要驱动力，同时很多人希望中国消费能推动向中国的出口增长。这些国家政府都需要寻找方法降低医疗和退休金的成本增长。比如说，在美国和中国，保险和其它金融服务提供者（在中国主要是国有机构）从中赚取了巨额的利润，还有管理资金的巨额行政费用。削减这些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进一步地说，所有这些社会都应该重新思考一些过时的概念——工作年限是不是应该有个终点，退休年龄是不是应该由法律强制划定。

　　人口老年化和应对的政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中国的应对政策的潜在影响很可能远远超过中国境内。所以那些希望解决对中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国家，可能应该放弃对眼前问题的过分重视，比如说汇率问题，而应该花更多时间研究老年化对主要经济体贸易和投资模式的长期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