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这次美国大选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包含在所有争论中。就算在战争年代，外交政策在美国大选中的地位也是次要的，而像堕胎这样的社会问题更只是弦外之音。

　　罗姆尼和奥巴马让我们相信他们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妥协的的空间。所以，选民看起来需要在两个重拾美国经济繁荣的方案中作出选择。

　　虽然两位候选人的经济计划强烈相反，但选民不必担心周二的大选是美联储宽松政策的终结或是政府大规模扩张的起点。实际情况是，无论谁赢得了大选，他们都没有能力改变国家的经济方向，起码在短期是这样。

　　原因有两——美国政府结构和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必须牢记的是，美国总统在经济问题上的权力比大家认为的小得多——比如说，美国总统的权力就远不如英国首相。原因很简单，宪法明确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自1789年发展起来的美国政府机构又进一步限制了总统的权力。

　　不像英国首相必须得到国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美国总统必须经常应付被反对党控制的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可能被不同的政党控制，而现在的情况就是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民主党控制了参议院。

　　而现在国会的政党分治在大选后很可能也不会出现变化。就算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也只能是勉强获胜，50比50的结果更为可能（参议院100席）。微弱的多数票优势很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政治瘫痪——参议院只需40票就能阻挡任何总统的提案通过，因为60票才能打破冗长辩论（参议员延长争辩时间阻止投票进行的行为）。

　　此外，就算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总统控制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60席，改变政策仍然很困难，正如奥巴马执政早期就占据了这种优势，但仍显无力。这是因为国会成员是狭隘而且目光短浅的，几乎不受到党派纪律的约束，就算与总统持有相同的执政理念，但仍会持有不同的机构观点。

　　而且，美国总统在政府运作上的控制力远弱于大部分人认为的。总统只能任命几千名官员。道德限制和披露财务状况的要求，使很多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加入政府。没有政治领导，职业官僚一般会主管了内阁部门，而他们更倾向于保持现状。现在很多重要的政府职能都由独立的机构完成，比如说美联储委员会和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这些机构的领导人都是固定任期的，而且通常比总统任期要长，比如说美联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就是10年。

　　实际上，央行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很可能比总统大选来的大。如果政治家不能就财政政策达成共识，那么就只剩下伯南克和他的美联储同事通过货币政策驾驭经济发展。这意味着下一届总统最重要的经济决定是提名新一届的美联储主席。

　　最后，在过去的几年里，高级法院也卷入了更多的经济政策问题中。比如说，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决定奥巴马的医改政策是否合法。过去几年里，共和党人更为积极地任命联邦法官，这是个终生职位，共和党人并不羞愧于利用法院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念。过去民主党也是这么做的，但奥巴马和克林顿倾向于任命没有政治理论的法官，这样就不能制衡小布什任命的法官了。

　　上述的一切意味着美国基础经济政策不可能大幅改变或快速改变，无论谁赢得大选。真正影响经济的是经济本身——工人、商人、企业家和投资者的行为，这些人完成他们的工作几乎都不会注意华盛顿在发生什么。

　　就算总统权力是无限的，短时间里也不大可能出现重大转变。经济就像一艘大型远洋油轮，改变航向非常缓慢，但只要持续时间足够长，微小的变化也是充满意义的。

　　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两个政治家几乎不能影响的因素：生产率和人口。

　　长期经济增长由基础劳动力增长加上生产率增长（每个工人的产出）决定。美国人口正经历出生率下降移民减少的状况，这都限制了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人口增长的下滑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下滑。

　　至今，美国生产率一直在上升，但长期来说这取决于研究与开发以及持续的理念和技术创新供给。政府政策对它们的影响只能是缓慢而间接的，回报可能在数十年后出现。

　　最后，对于商业周期——长期趋势中季度性的波动，总统几乎无能为力。

　　简而言之，大部分经济趋势是已经注定的，美国总统能改变得不多。总统能影响的因素还会遇到机构上和政治上的阻碍。实际情况是，无论谁赢得大选，在可见的未来，美国的经济状况还是大致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