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政部长 亨利•保尔森

　　上周，中国公布了新一届经济领导团队名单，开启了切实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大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改革承诺将接受初步检验。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而言，改革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目前的有利条件是，有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的丰富经验可供参考，特别是在银行业领域。而且，当前的形势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推进改革，以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期盼——中国公众期盼政府采取新的、更强调公平的经济发展模式。
 
　　为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会与现在密切相关？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九十年代的部分改革措施是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台的。当时的中国尚无法将自身与境外市场的波动隔绝开来，今天要屏蔽外部的影响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逾8万亿美元，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合计规模则为35万亿美元。中国无法对困扰后三者的财政和经济增长问题保持免疫。
 
　　其次，中国政府在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数场政治危机之后又于九十年代面临公信力危机，中国公众当时极其期盼政府能够有所作为。目前，中国公众的期盼再度高涨——部分原因在于，虽然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日渐崛起的中产阶级在现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收益却不断下降。
 
　　不论新政府中的各项职位如何分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等与我打了数十年交道的高级官员都明白，在将一个储蓄大国变为一个投资大国的过程中，金融改革必须发挥关键作用。中国领导人很可能留用或提拔周小川以及中国投资公司(CIC)董事长楼继伟、中国银行(BoC)董事长肖钢、中国工商银行(ICBC)董事长姜建清等其他改革派官员。
 
　　对于中国普通公民来说，缺乏可选投资渠道、通货膨胀（目前处于十个月高点）以及储蓄账户低利息等因素意味着，他们储蓄的实际收益为负。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却能够以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融得资金。
 
　　这种廉价资本的过度供给导致中国缺乏培养企业长期竞争力所需的市场纪律。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也因此受损，因为资本未能流向民营企业并用于生产效率更高的投资，而民营企业是推动创新的主体并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当前全球经济领域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欧洲的财政紧缩以及美国的财政赤字，凸显出中国推进更大胆金融改革的必要性，例如放松对外资流动的管制以及提高汇率的灵活性。
 
　　必须承认，中国政府在金融改革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例如对银行实施的结构重组、发展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监管体系。中国政府对汇率改革也表现出了很大决心，因为它意识到若不实施汇率改革，国内资本市场将无法有效运转。
 
　　但在近年来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应该是加大、而非减小了。2009年中国政府推出金额高达5860亿美元的银行信贷刺激之后，产生了棘手的副作用。两个原因导致这些副作用难以消除。首先，由于官方干预导致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中国央行失去了一个对付通胀的有力工具。其次，在对非银行或“影子”信贷缺乏充分监管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想要有效收紧流动性变得难上加难。影子信贷问题棘手的原因，还在于其不透明性、以及其造成的信用风险和潜在的泡沫。

　　中国新一届经济领导团队很快将迎来考验，其中有三项改革极为关键。第一项是利率自由化。这是促进资本有效分配的必要条件，此外，它对于确保贷款被导向充满活力但缺少资本的民营部门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项是，中国必须改革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因为不断膨胀的地方债将阻碍中国将城镇化作为增长主要引擎、进而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计划。合法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预算权力的下放以及更加公平的税收收入分配都是中国亟需的。
 
　　但在金融服务业以及资本市场领域的多年从业经验使我相信，改革最为关键的要素在于开放市场引入外部竞争。
 
　　我从未听说有哪个国家拥有富于竞争力的资本市场、同时却不允许全球最优秀的金融机构与本土机构公平竞争。
 
　　组建合资金融企业不能产生最优结果，因此，取消有关外资金融机构必须以合资形式参与中国市场的规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还应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领域的剩余限制，允许它们在遵守中国国内法规的前提下，按照它们在其他主要金融中心一样的模式运营。
 
　　改革可能带来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但我相信，中国要破解当前面临的发展难题，就必须对资本市场进行重构和深化。改革行动过于迟缓所带来的风险，可能超出很多中国人的预期。新一届经济领导团队必须吸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验教训，抓住当前的机会果断采取行动。
 
本文作者是保尔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主席，2006年至2009年间任美国财政部长，还曾担任高盛(Goldman Sachs)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