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各方意见分歧很大。看多中国的人认为，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未来会迎来新一个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期。看空中国的人则坚持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情况太严重了，未来几年经济发展急剧放缓不可避免。

　　在看空中国的意见形成过程中，没有几个人比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做的分析更仔细。在他的新书《伟大的再平衡：贸易、冲突、以及世界经济的危险前路》(The Great Rebalancing: Trade, Conflict, and the Perilous Road Ahead for the World Economy)中，佩蒂斯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已过的理由。

　　“中国实时报”栏目找到了佩蒂斯，威胁他如果他不回答我们的八个问题，我们要让他的储蓄回报低于通货膨胀率。

　　《华尔街日报》：你的分析出发点是储蓄、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以此为出发点？

　　佩蒂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上都能充分得到理解，但是其产生的影响有时是有违直觉的，往往被人忽视。我以基本的会计恒等式为出发点，目的是要表明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很多有关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的东西都违反了这些原则，因此是错误的。

　　《华尔街日报》：中国拥有高储蓄率。这是因为中国家庭保守吗？还是有别的原因在起作用？

　　佩蒂斯：我们往往错误地从文化定势的角度看待国民储蓄率的问题。其实，除了变化缓慢的人口统计数字以外，决定一个国家储蓄率的还有三个主要因素：

　　最重要的是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个比重越高，国民储蓄率往往就越低。第二个因素是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收入越不平等的社会一般会有更高的储蓄率。第三个因素是以信贷方式进行消费的意愿，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能够感知到的家庭财富变化所决定的。

　　任何影响其中一个或更多因素的政策、情况都必然会对国民储蓄率产生影响，并由此对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以及其它国家的经常项目产生影响。

　　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在过去十年的增长得到了大量来自家庭领域转移资金的隐性补贴，补贴的形式为估值偏低的货币、工资低速增长以及最重要的低利率。虽然这刺激了GDP的快速增长，但它却导致家庭收入占GDP增量的比重急剧下降。国民储蓄率在同一时间迅速攀升不是巧合。

　　德国在本世纪初做了大致相同的事情，当时劳、资和政府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限制工资增长，以促进就业。就在那之后，德国的储蓄率骤然上升，而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储蓄率却急剧萎缩。同样，这不仅仅是个巧合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那将如何影响到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呢？

　　佩蒂斯：在中国，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格外低，因此中国的储蓄率自然就格外高，甚至比它极高的投资率还要高。由于全球范围内的储蓄和投资必须保持平衡，这自然会对美国国内的储蓄与投资关系产生影响。毕竟，国际收支必须保持平衡。

　　《华尔街日报》：这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吗？

　　佩蒂斯：是的。实际上，在整个现代历史上，储蓄和贸易的不平衡一直处于大多数全球金融危机的核心位置。当国内扭曲推高或打压了一个国家的储蓄率的时候，对贸易账户的影响与它对资本账户的相反影响当然是旗鼓相当的，结果就是国家资产负债表扭曲。金融危机一直就是资产负债表危机。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经从2007年的10.1%缩减到了2012年的2.6%──这是否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了？

　　佩蒂斯：没有，因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不是因为储蓄减少（中国现在急需储蓄下降）才萎缩的，它是因为投资猛增才萎缩的。中国的储蓄率在此期间实际上是在增长。换句话说，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突然的再平衡调整而减少的，它减少的原因是因为世界上其它国家进入了危机、外部需求骤降。中国被迫在失业率大增和投资猛增之间做出选择，不管怎么说，中国选择了后者。这就是经常项目缩减了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中国现在在增加工资、提高实际利率，而且人民币在走强……这些能解决中国高储蓄率下潜在的问题吗？

　　佩蒂斯：是的，可以，虽然这样的组合措施只是在2012年的上半年产生了效果。自那以后，情况发生了部分逆转。这就是为什么在2012年上半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只是在官方及非官方银行系统被允许大力扩张以应对增速放缓之后，经济增长才重见起色。

　　《华尔街日报》：从巴西经济十年高速增长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中，你是否看到了中国可以吸取的教训？

　　佩蒂斯：与其说是教训，不如说是警示。巴西经济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奇迹般增长最初是可持续的，但是正如类似情形中总会发生的那样，这些年来，巴西越来越依赖以举债方式获得的不良投资。巴西多年的债务增长速度超过了它的债务偿还能力，其结果就是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最终让这个国家在1980年代陷入了“失落的十年”。

　　顺便说一下，这样的故事非常普遍，在过去的100年里好像发生过很多次。我发现任何一个长期依靠投资维持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最终都陷入了债务危机，或者陷入经济缓慢增长的失落十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华尔街日报》：你预计中国经济在接下来十年里的平均增长率为3%左右，对吗？对于2013年和2014年，你有何预测？

　　佩蒂斯：是的，不管中国主动选择还是因债务所迫进行再平衡调整，我预计中国在下一个十年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会大幅下降，但是增速取决于中国政府能够多快地整合力量、实施它自知必须进行的改革。如果领导层迅速做到了这一点，我预计2013年的增长率会降到7%左右，2014年为5-6%。如果未能做到，我预计2013年的增幅为8%左右，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则将取决于银行系统到底会不稳定到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