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国央行规模庞大的货币刺激政策推动下，全球金融市场的表现已经与世界经济异常糟糕的现实脱节，尤其是股市。 

　　金融家们假设，股市的强劲上涨预示着经济的强有力复苏。然而一些基本理由可以说明世界可能正进入一段低速或零增长时期。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当前对金融市场的种种乐观情绪可能为时过早。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是个相对晚近的现象。在一篇名为《美国经济增长结束了吗？步履蹒跚的创新遭遇六大阻力》(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的论文中，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Gordon)特意提出了一个可能引发争议的观点。他发现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幅衡量，1750年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增长。这是戈登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

　　以人均收入计算，生活水平经过了大约五个世纪（从1300年到1800年）的时间才提高了一倍。从1800年到1900年，人均收入再度增加一倍。生活水平在20世纪得到迅速改善，提升了五到六倍。1929年到1957年的28年间，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倍。随后在1951至1988年的31年中又提高了一倍。

　　Satyajit Das从其它指标也能看出类似趋势。从1500年到1820年，每个世纪的经济产出增速不到2%。从1820年到1900年，经济产出大约增加了一倍。从1901年到2000年，经济产出增加了大约四倍。

　　戈登提出的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经济增长是否是一个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不间断过程。他认为，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后将大幅放缓。或许纯粹是为了让大家感到震惊，他推测说未来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有0.2%，远低于1987至2007年间温和的1.8%的年化增长率。

　　低增长或零增长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对环境或稀缺资源的保护。尽管如此，当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存在的前提是无尽的经济扩张，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为增长激素

　　在过去30年中，经济增长以及所创造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借来的钱和投机实现的。自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实现的增长中，约有一半要归功于以价值不断上升的房产做抵押所借入的资金。

　　全球贸易是建立在金融模型上的。商品和服务的卖方，比如中国、日本和德国通过将外汇储备借给买方，从而间接为买方提供融资。买方包括美国以及目前已经深陷困境的、被称作“地中海俱乐部”的南欧国家。

　　“债”的存在允许一个社会透支未来。它能加速消费，因为所借之债被用来购买今天所需的东西，债务人承诺日后归还欠下的钱。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几年才能完成的消费被压缩到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完成，因为可以获得廉价的资金。企业因此过度投资，误读了需求，自认为过度的增长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推高了房价，造成产能严重过剩。

　　债务驱动型的消费成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但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增加的债务水平。到2008年，要创造1美元的增长需要4至5美元的债务。中国现在需要6至8美元的信贷以实现1美元的增长，而十年前只要大约1至2美元。

　　这种通过增加债务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能力如今开始受到质疑。政府和私营部门减少债务的需要既会削弱需求，同时也会使世界陷入一个增速越来越慢的负螺旋当中。

　　贷款延期，装聋作哑

　　经济增长还依靠导致环境恶化、环境不可持续的政策，是基于对定价不合理的、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比如石油和水）的毫不经济的挥霍式利用。

　　金融体系的问题与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以及石油、粮食和水等重要资源的短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上述各个领域，社会都把问题推到了未来。追求短期利润是以风险为代价的，这些风险并不立即可见，但会在未来显现。

金融、环境和稀缺资源的管理方面存在的危机有着另外一个共性，那就是定价不合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风险（特别是个人和企业还债能力存在的风险）被低估了。环境污染或消耗某些资源的真正代价同样被低估了。

　　在上述各种情况下，收益都被严重私有化，而损失却被社会化。金融家从事破坏性越来越大的交易，收取巨额费用，而让纳税人承担经济损失的代价。

　　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F. Schumacher)指出，人类已经开始吃老本。他说，人类存在了数千年，一直以收益的部分为生；只是在过去几百年，人类才强行闯进大自然的储藏柜，现在正在以一种飞快的速度挖空储藏柜，并且这速度还在一年年地增加。这种理论不仅适用于环境，也同样适用于经济和金融体系。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小说《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中的主人公兔子哈里•安斯特洛姆(Harry Angstrom)对战后的一代做出了评判：这样说似乎很好笑，但我要说我很高兴自己真正地生活过了，而这些孩子长大后，将靠吃剩饭剩菜为生；大餐被我们吃掉了。

　　失去制高点

　　当前的危机令人开始质疑政府继续控制最重要的战略经济要素的能力。

　　政府的干预可能降低危机的部分成本，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经济增长是否能够通过强制性政策得到提高，这一点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如果政府的赤字支出、低利率和向金融体系供应不限量现金的政策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万灵药的话，那么日本的经济问题很多年前早就解决了。缺乏轻松的政策选择意味着，世界面临着一段低于平均水平的低速增长时期，而这段时期的时间长短还不确定。

　　若资金推动的经济增长、环境问题和重要资源的稀缺状况同时结束，可能令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扩张期终结。但这个时期出现的是不可持续的“庞氏骗局”式的繁荣，财富的得来要么是依靠借贷要么是依靠把问题推到未来。

　　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经写道，当一个时代基本的幻想被耗尽时，可以说这个时代已经到了终点。“资本时代”的核心幻象──不受约束的经济增长──或许就要到终点了。

（编者按：本文作者Satyajit Das曾是银行家，撰有《交易员、枪和钱》(Traders Guns & Money)和《极限金钱》(Extreme 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