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夫人首次出访穿的是国货,给国内设计师打了一针“鸡血”,国际时尚界瞬间认识了广州设计,也为本土设计师勾画出了一个走出国门的梦想。
现实中,像马可一夜蹿红的本土设计师是绝少的。更多的,可能是在每天对着手稿,耕耘半辈子仍籍籍无名。他们说,广州没有设计的土壤供养他们。
商业味太浓 设计无空间滋长
改革开放35年来,广东服装制造大省的地位无可撼动,但北、上、苏的服装品牌比广东叫得响。“广州的土壤不适合设计师生存”,中国十佳设计师邓兆萍一针见血。在这座城市,销量比设计感重要N倍。
2003年一举拿下广东和全国时装周设计奖,邓兆萍自称“开始走向北京”———“为什么走向北京?那里有中国时装最具影响力的舞台。”
她举例说,广东时装周每年举办60多场次活动,规模远超北京时装周,号称亚洲之最。然而,在业界眼中,数量不决定影响力,近年来国际大牌登陆国内秀台发布,只选北京和上海。
“广州的商业味太浓”,从业多年的广州服装设计师苏立志发现,当商家将“设计”看做一门生意,摒弃对艺术的坚持,服装就有了模式化的领子和袖口。
苏立志这一说法得到同行认同。“做生意的太多,做设计的太少”,广州原创服装设计师聂郁蓉说,因为商业太发达,设计和创意被挤得没有空间肆意滋长,“每天生活在一堆城中村的外贸批发公司夹缝中,最担心被同化。”
消费观务实 高级定制少追捧
2003年,广东十佳设计师文妙读研究生时,就注册了“m uiki”品牌,但迫于服装设计市场不成熟的现实,她留在高校教书,同时为企业做设计。直到2011年,她重新打开尘封的Logo,向市场推出“妙宴”高级定制。
对文妙而言,“定制是小圈子的消费”,可能20年后还如此。她的顾客是政商界人士和金领。而上海、北京,最多的是名人、明星,这些都是广州缺少的圈子。近年来广州认识定制的人逐渐增加,但消费频率太低。珠江新城一家五星酒店的公关总监刘小姐是文妙的客户兼好友,在酒店周年庆时,她和几位同事会找文妙设计礼服,平时的她,也是大众品牌的消费者。
不知名的设计师品牌服装,在北京随便也能卖几千元,而文妙定制的礼服四五千元一件,只是她定义的定制服装价格的1/4。广州人对价格的敏感以及务实的消费观,导致高级定制缺少被追捧的条件。
聂郁蓉来广州也自降身价,在选用布料和加工方式方面尽量节约成本,“做销量就得控制售价”。
广州人上班的着装,随意的可以T恤牛仔裤,正式的也只是行政套装,休闲服装品牌市场份额与设计师品牌份额形成悬殊对比。
待遇不对称 要理想还是面包
第一夫人首次出访穿的是国货,给国内设计师打了一针“鸡血”,梦想被鼓舞之外,设计师们面对的现实又是如何?
身兼广州大学纺织学院客座教授的邓兆萍常被学生追问:该坚持艺术的理想,还是面对市场的现实?看着学生一脸未经世事的天真,邓兆萍反问:“没有面包,你能实现理想吗?”
从设计学院毕业出道,到任首席设计师、设计总监,一个设计师走完这段路,通常要10年以上,中途退出的不在少数。一个班2/3的学生转行,在高校任教服装设计的文妙和邓兆萍已见怪不怪。
中专读服装设计、大专毅然改读商务英语,M ichey眼中的设计之路,“除了天赋,还要背景。没有好的家境支撑,熬不过砸钱卖设计的时期。”
在上述的晋升过程中,设计师还得接受与艺术之名不对称的待遇。在广州,月薪2000-3000元的设计新人不在少数,到一定级别的设计师享受年薪制,首席设计师年薪6万-8万元,主创设计总监8万-10万元。知名的独立设计师年薪可望达到30万元以上,“但那是极少数的个案”,邓兆萍强调。
缺展示空间 表达不出文化调
工作之余,聂郁蓉喜欢在文化场所溜达。刚来广州的时候,逛过太古汇的方所和正佳的H I百货,但这两年再也找不出第三个。广州的岭南文化深厚,但这座城市“没有表达出它文化的调调”。
“广州给设计师展示才华的平台很少”,原创品牌“茵曼”的设计总监林栖认为,每年的时装周只走知名设计师的秀。文妙说,办一场展览起价5万元,绝不是初出茅庐的设计师能承受得起。“政府能否给一个空间,鼓励设计师展示作品?”她呼吁,国家主席和夫人以身作则支持国货,让设计师大为感动,但设计师更需要政府实质性措施来扶持。
邓兆萍建议,广州购物中心林立,商家辟出一个角落,定期做设计作品展,为商业增添艺术气息之余,也让设计师有机会走入大众的视野。
设计师故事
转战网店坚持梦想
2009年,M ax和太太创立了男装潮牌,在文明路“试水”开设了第一家实体店,经过4年努力,他发出惆怅的感叹,“做设计在中国真的好难。”
M ax设计的潮牌服装走小众路线,比较难找到“知音”,“经济条件好的会去香港淘便宜的外国品牌”,他认为,这种消费观念很不利于原创品牌发展。
对比穗、港、京、沪四地的时尚圈,Max发现,广州比北方的消费力低。“北方人在意设计和品牌形象,但广州人买衣服更多关注质量和价格。”迫于租金压力,M ax已撤场,转为网上销售,但他和太太仍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做自己的设计,做自己的品牌”。
南漂两年悔意渐生
来自北京的聂郁蓉被看做异类———她与其他设计师走的路线相反,南漂到广州。
聂郁蓉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广州是布料集散地,布料价格比北京那些多手倒卖的货便宜得多,广东服装加工厂林立,加工成本比北京低。两年过去了,现实告诉她,广州服装制造业的发达,会让设计受到打压。
她设计的服装款式和货量都与快销时装不同,“车工经常抱怨货少、车工难做,收我们的加工费比其他品牌高出一截”,他们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
在北京,只要卖出一件衣服,聂郁蓉都感觉成就感十足,但在广州这个拼量的市场,她也难免掉进销量的怪圈。去年“双十一”,她的网店也参与促销,销售客服每天向她反馈卖得最好的款式,“我该跟着销量走 ,还 是 坚 持 我 的 风格?”她至今没有答案。
聂郁蓉的服装设计至今仍在砸钱,“我会被广州的商业氛围同化吗?”她反复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