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工荒”到“涨薪潮”，近几年劳动力市场上的几番喧嚣折射出中国经济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大量廉价劳动力支撑了中国经济在外贸驱动下的快速增长，但这一廉价劳动力时代正渐行渐远。

　　劳动力工资上涨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工资水平经历了从长期稳定到加速增长的过程。按2010年价格计算，1978年中国城镇职工的实际平均工资为1004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同期工资水平的3%，甚至远低于众多亚洲邻国；这一数字到20年后的1997年仅增至1026美元，年均增长0.1%；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工资水平开始以年均13.8%的速度飞涨，到2010年达到5487美元，与菲律宾和泰国的工资水平相近，并远远超过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工资上涨是全局性、整体性的现象。我们分析城镇住户的调查数据发现，各个技能等级、各个地区的劳动者都经历了此番工资上涨。1988年-2009年，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职工，其工资年均增长达9%；即便是工作经验少于五年并且教育水平较低的就业人员也经历了年均7.8%的工资上涨。同期，发达沿海地区和欠发达中西部地区的工资增速也分别达到年均8.7%和7.7%，特别是1997年以来，中西部地区的工资增速甚至超过沿海地区。

　　农民工群体的工资水平同样经历了类似的上涨。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工资汇总数据显示，2009年农民工实际工资达到2541美元，与城镇低教育水平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持平；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表明，2003年-2009年，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9.6%，2011年高达3535美元。

　　劳动力成本上升

　　工资上涨是否说明中国的劳动力变贵了？不一定。如果同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超过工资的增速，那么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降低了。我们基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劳动力要素价格以上世纪90年代末为分界线，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

　　1982年-1997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3.6%，几乎是同期实际工资增长率1.3%的3倍，说明这段时期中国劳动力变得更廉价。有国外研究者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是美国的70%，而到了90年代中期，下降到只有美国的30%。

　　但中国工资的增速自1997年以来迅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1997年-2010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约为11.3%，显著低于同期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13.8%。如果中国“单位劳动成本”保持现在的增速，那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分别于2018年和2022年达到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在不同的行业中表现迥异。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中，“单位劳动成本”迅速上涨，例如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上涨3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涨100%；而这些正是我国的主要出口行业。与之相对的是，同期资本密集型行业，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单位劳动成本”却呈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仍然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

　　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

　　中国劳动力成本之所以会上升主要有三大因素：改革、人口转型和劳动力转移的放缓。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经历了由计划分配到市场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改革开放后，城镇劳动力市场改革通过在国有部门内部建立起薪酬激励机制和建立一个外部劳动力市场，实现了对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显示，1988年，一名劳动者多接受一年的教育只能使其工资水平提高2.3%；而到了2009年，这一回报率则达到了9.5%，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大学教育的回报率更是从1988年的7.4%跃升为2009年的49.2%。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转型使近年来的劳动力供给迅速收紧。中国劳动力总量的增速已经开始放缓，由1997年以前的年均1.9%下降为之后的1.4%。

　　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已经到来。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全国117个城市中“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在2001年一季度为0.65，随后持续攀升到了2012年一季度的1.08；珠三角在2008年一季度甚至一度到达1.89的高位。而“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突破1.0就已经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增量上的供不应求。

　　虽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并非灵丹妙药，但是再不放松只会加剧未来的劳动力短缺。目前可以生育二胎的“双独”夫妇已经进入生育期，但中国的生育率却没有任何反弹的迹象。人口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进程，我们不得不在今后很长时间内面对人口减少的后果。

　　最后，劳动力转移放缓。劳动力市场管控放松以来，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推动了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农民工供给在很长一段时期压低了中国的工资水平，但其增速已经放缓。以1997年为界，农民工增速由之前的年均10.8%下降到之后的4.6%。

　　这一放缓的趋势还在继续。一方面，这是由于适宜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殆尽。

　　据斯坦福大学和中科院中国粮食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2007年，农村16岁-20岁劳动力的非农务工比例已经达到了98%，甚至连41岁-50岁的“高龄”劳动力也已经有一半以上在非农行业中工作；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已近干涸。

　　另一方面，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进城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转移成本。而要破除这些制度障碍会涉及多方的利益博弈，改革步履维艰。

　　中国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历了显著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到今天，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已初现端倪，我们行将告别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不过，这一时代的终结并不一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终点，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已为中国积蓄了新的比较优势。得益于企业大量的研发投入和资本深化，中国劳动生产率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年均增长率达11.3%；同时，教育的普及与高校的扩招都促使中国的人力资本得以迅速积累。

　　我们需要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来驾驭这个转折的时代，提升教育质量、鼓励创新、培养企业家精神。那么，当廉价的“中国制造”悄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崛起的“中国创造”可以继续引领中国经济长远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