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新中国服装史，绕不过一个品牌的名字——红都。

　　“为中央领导服务；为出国人员服务；为驻京使团服务”，这三大任务曾经让它在国人心中神秘而遥远。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共和国的缔造者，以及后来的每一任国家领导人，都穿过来自红都的“红色裁缝”制作的衣服。

　　1971年，新中国代表团亮相26届联大会场时，穿的是红都；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开幕，北京奥组委主席致辞时，穿的是红都；每年春季，全国两会在首都召开，很多代表委员参政议政时，穿的也是红都……

　　几乎在每个以个人风貌展示“国家形象”的场合，幕后都有红都工作的成果。每一次以制衣者的角色参与历史，都会留下一段故事，演绎成红都的传奇。

　　今天，红都跟所有服装企业一样，在激烈的市场中搏击。完成政治任务、为“国家形象”贡献力量在所不辞，同时，红都也敞开大门，为每一个普通人量体裁衣。

　　从共和国“高端定制第一家”，到以服装为主业的企业集团；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到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呛水者，再到弄潮儿……红都摘得无数荣耀，也经历过风雨阵痛，如今又走向新的鼎盛。

　　寸土寸金的北京市东交民巷，28号是一家服装企业的办公楼。

　　看门面很朴素，走进去装修也一般。比全国任何一家服装企业都大牌的是，这里从一楼对外营业的旗舰店，到四楼总经理的办公室，墙上都挂着很多国家领导人与工作人员的合影。

　　这就是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制装而蜚声中外的北京红都集团（下称“红都”）总部。

　　4月17日上午9点，走进位于一楼的“大红都”旗舰店，看到技师正在为一位中年男性顾客量体——今天，红都品牌依然拥趸众多。

　　今年是红都迁京第57年。这家企业的主业，服装高端定制，似乎正迎来又一个鼎盛时期。这家企业的掌门人——总经理张培讲述了这个老字号的传奇。

　　身世显赫：几乎每一位共和国领袖都穿过红都的衣服

　　走进张培装修简朴的办公室，一眼就能看到墙上一幅醒目的书法作品，红色的“福”字饱满挺拔，宁静地沐浴着早晨的阳光，落款处写的是“邓小平”三个字。

　　邓小平从1956年开始穿红都制作的中山装，后来在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国庆35周年大阅兵等重大场合，穿的都是“红都”。

　　几乎每一位共和国领袖，都穿过红都的衣服，这是因为红都特别的身世。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需要有崭新的形象，但当时的北京找不到特别好的西装裁缝。而在上海，活跃着一群最早来自宁波的“红帮裁缝”——鸦片战争后宁波开埠，他们就开始为被称作“红毛”的外国人做衣服。因其裁制的西装、中山装手艺精湛而闻名天下。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安排下，208名来自上海波纬、雷蒙、造寸等21家服装店的“红帮裁缝”被选拔到北京，其中最著名的7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后更名为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红都之名，寓意“红色首都”，也有纪念“红帮裁缝”之意，这一事件在红都企业史上被称为“红都迁京”。

　　张培介绍，红都迁京后主要面临三大任务：为中央领导服务；为出国人员服务；为驻京使团服务。

　　当时的第一件任务，是为毛泽东主席参加党的八大和照标准像制装。当时为领袖制装不能近身量体，由田阿桐师傅在5米外目测得出尺寸，再根据毛泽东的身材、脸型，将衣领加宽，口袋改成贴兜，其他部位也做了不少改进，制作出改良的中山装，穿在毛泽东身上，更显伟岸挺拔。

　　毛泽东对这件衣服很满意，以后的重大场合，都穿这一款式，外媒称为“毛式中山装”。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画像中，毛泽东穿的也是这一款式。

　　从那时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和后来的历任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高官，都成为红都的顾客。

　　刚迁到北京时，红都是著名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下的“服装加工部”，一年后转到地方，成为北京市属企业，此后的几十年间，红都只为“三大任务”服务。上了年纪的北京人都记得，那会儿结婚如果能穿一套“红都”的衣服是很荣耀的事——只有出国人员或者有省部级单位的介绍信才能到那里做一套衣服。

　　留心观察领袖们的服装可以发现，款式上似乎并没有多少变化，但每个人的衣服都很合体，视觉上大气端庄，并且与体态容貌十分和谐。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衣服都有自己的版型，在不同的时期还会根据身材变化修改。

　　在红都工作了30多年的蔡雷发经理说，高端定制就得提供个性化服务，量体裁剪后，要先将布片拿线绷上，让客人来试，客人感觉效果还可以，就把线拆掉，重新精细裁剪一次，才能开始做。

　　这就是红都高端定制服装的奥妙——千人千面就要千人千衣，才能穿着舒适，看着美观。怎样才能拿捏好这种细微的变化？田阿桐的徒弟、为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制装的红都高级技师高黎明说，就得靠悟性和日积月累的经验。

　　外交“特快勤务员”

　　新中国的外交舞台上，红都扮演了重要的服务角色。

　　在红都定制一件成衣通常需要25天左右或更长时间，但有紧急需要时，红都师傅的发挥也是惊人的——外交活动中就常常遇到“急活”。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10月下旬，红都接到外交部来电，要为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100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制装300套，从量体到交活只有一周的时间。

　　当时的红都店面还完全是手工制作，日生产能力也就20多套，任务紧急繁重。红都全体员工每天从早晨7点工作到晚上11点，连后勤的司机都来帮忙穿针引线，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

　　11月11日，中国代表团成员穿着红都的衣服在第26届联大会场亮相，全场掌声雷动，红都人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感到无比自豪。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里根夫妇，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马耳他总统阿贝拉，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夫人安妮·博维因……都穿过红都的衣服。

　　张培讲述了一桩轶闻：2008年8月，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来中国出席第29届北京奥运会相关活动。其间，红都接到为西哈莫尼制装的任务。8月10日接到“订单”，8月13日就要交工，因为国王8月15日就要离开北京。西哈莫尼将自己最喜欢的一件从巴黎买的衣服交给红都的师傅做参考。

　　8月13日下午2点，张培准时带着做好的衣服和“样本”去向国王交活。结果在安检时出了岔子。

　　国王从巴黎买的衣服被卷进安检设备的传送带，后背绞坏了。国王试完新衣很高兴，可是另一件衣服被损坏也让他很不悦。张培见状提出，把绞坏的衣服带回去，由红都的师傅复制一件。西哈莫尼同意了。

　　回去后，红都的高级技师加班加点，不到24小时，就复制了一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新衣，并把破损的那件用红都独特的技艺“织补”修复好，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国王旧衣复原，又多得一件新衣，非常满意。

　　一“衣”带水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下称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也是红都的老顾客。

　　2008年12月15日，两岸“大三通”全面启动。当时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携夫人连方瑀来大陆访问。让张培没想到的是，这次陈云林打来电话，请红都为连战和夫人制装。

　　张培带着男装女装高级技师到下榻酒店为连战夫妇量体、挑选面料，合影、聊天间歇，他拿出身上携带的几只“大三通”首日封，请连战和陈云林签名留念——一套无比珍贵的邮品就这样诞生了。在红都，这样的机缘不胜枚举。

　　15天后，连战的西装和夫人的旗袍、中式套裙做好，由陈云林转交后，连战特别感谢了红都人这样用心的服务。

　　给这些特别的顾客制装，会不会遇到砍价？张培笑答：“砍价的没有，不过，为这些特殊客人服务，红都通常都会给7~8折的优惠价格。”

　　但也有人对这样的优惠感到“不满”。

　　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特首董建华一次乘车路过“大红都”门口，发现了这家早有耳闻的老字号，特地请红都为自己量体制衣，从此就成了红都的老顾客。每次红都去送衣服时，董建华都要对红都人说：“你们的衣服做得好，别少收钱，企业不容易。”

　　在红都定制一件衣服，价格从两三千到三五万元不等，如果采用特别高端的面辅料，加上完全手工缝制，价格会更高些。但与其品质和品牌价值比较，这价格并不算贵。

　　做精高端定制，拓展工团装市场

　　技艺卓绝外，红都员工最大的特点是“讲政治”，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不该问的不问，工作之外的事决不说”。

　　在听到国家领导人一次出访穿了某品牌的服装，该品牌就被炒得火热的消息后，已为领袖制装近60年的红都人却很淡定。因为这些制装的故事，红都人都不能为外人道。

　　改革开放后，红都的衣服开始走出红墙，面向寻常百姓。1993年，北京市纺织品公司、北京市劳保公司、北京市华表时装公司和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合并组建北京红都集团公司，隶属北京一商集团。

　　转型中，红都也历经挑战，曾因摸不准市场需求导致库存高企，业绩下滑。红都也在不断调整适应，除了做精高端定制服装业务外，还开拓了工团装制作、写字楼租赁等多种业务。

　　张培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现在的红都，政治任务一定完成好，同时也得努力向市场要效益。服装业务上，红都擅长高端定制，就要依托这一块，走精品路线，除了“红都”外，还要将旗下的另外几个近百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造寸”、“蓝天”、“华表”、“双顺”按照自己的风格特色发扬光大。

　　而在成衣制作领域，红都则打算拓展其擅长的工团装市场——1990年北京亚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体育赛事，1999年国庆50年庆典、2009年国庆60年庆典等重大活动中都有红都制作的团体服装，红都还为国家各类体育、文艺团体制作服装、包装形象。此外，写字楼等业务也要进一步做好，盘活国有资产。

　　市场也认可红都的品牌和服务。每年的全国两会上，红都是唯一上会服务的服装企业，很多代表和委员都慕名来找红都制装。

　　红都的衣服之所以穿着舒适，看着美观，最大的特点是能让顾客的身材“扬长避短”。高黎明说，一位有特殊要求的日本客人，原来一直在一家日本公司制装，来中国时到红都试着做了一套衣服后，发现红都的技艺比日本的公司更好，而且价格便宜很多——此后，他每次来红都都要一下子制作几十套衣服。

　　如今，许多顾客都到红都定制服装。为国家领导人制装的技师也在为百姓服务。

　　从电梯工到“全国最高端裁缝”

　　高黎明：领导人的服装要 “针针计较”

　　1981年，转业军人高黎明来到红都工作，开始时在后勤开电梯，每天无数次在一楼到五楼间往返。时间一长，跟常乘电梯的红都大师田阿桐熟了。一次有机会到田师傅的车间参观，看到胸腔（挂上衣的模型）上挂着的田老的作品——为国家领导人做好的服装，平整漂亮，高黎明心生羡慕，特别想学一门手艺。

　　几番申请下到车间，从窝裤脚、缝扣子学起，握枪的手开始拈针拿线，别人午休的时间高黎明都拿来练习手艺，终于日渐熟练，被选拔到田阿桐的车间培训，最后在考试中夺冠，得以留在田老身边——几经辗转，他终于成了田阿桐的徒弟。

　　田师傅很严厉，带徒弟的方式还特别奇怪——高黎明做一件衣服，正做时师傅来瞧了一眼，什么也没说，走了。完工了，把衣服挂在胸腔上，高黎明心里挺美。田师傅来了：这儿，不对，拆了，重做。衣服拆得一片一片，比当时做衣服时还费劲，不仅挨训斥，还损失奖金。高黎明委屈得想放弃。

　　但他最终没放弃，手艺越来越好，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跟着师傅给国家领导人量体裁衣。《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问高黎明，什么样的客人衣服最不好做？他笑答：“国家领导人的衣服最不好做，因为代表了国家的形象，要针针计较，所以制装压力较大。”

　　2009年8月的一天，高黎明接到为胡锦涛同志国庆60周年阅兵制装的任务。接到任务后，他两天没动剪子，琢磨该做成什么样。在高黎明心里，这件衣服代表的是国家形象，不能只是挂着时好看，穿在身上做各种手势动作时也要保持服帖整齐，要确保国内外记者捕捉到的每一张照片都是美观大方的。

　　设计出来交给精品车间扎出大样后，他每天要先花半小时到一小时看着样衣思考，然后才动手。一个多月时间里，高黎明没睡过一个好觉，常常半夜坐起来，想着衣服的哪个部位怎样做才更好。

　　终于做完了，试衣时，胡锦涛同志很满意，工作人员也都称赞高黎明的手艺，高黎明的心却还不能踏实放下——直到10月1日，看到总书记穿着中山装神采奕奕地站在阅兵车上，高黎明一颗心放下，眼圈跟着红了。“旁人体会不到那种激动。”他说。

　　高黎明最大的心愿是能把红都的技艺传承下去。目前，北京市共评比出60位中华技艺大师，红都就有4位。“师傅带徒弟”这样的传统方式成就了高黎明和他的师姐师弟们，他们也开始带徒弟向下一代传承。

　　身为北京一商集团的首席技师、全国劳动模范，高黎明堪称全中国最高端的裁缝。但与有的民营服装企业的技术总监动辄几百万的年薪相比，他的收入仍很微薄。但他还是十分感激红都这个平台：“如果没有红都，我们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