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增长下行，中国产能过剩的矛盾又变得比较突出。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来衡量产能过剩的程度，但中国缺少产能利用率的官方指标。因此，在探讨中国产能利用率的具体数据与过剩程度之前，有必要对产能利用率的计算方法进行一个简单介绍。

　　产能利用率的计算方法

　　产能利用率的计算方法大体分为两套体系，一是自下而上的调查统计方法，一是自上而下的宏观计量方法。

　　自下而上的体系是采用调查统计方法，即在细分行业内设定几家样本企业，定时调查其产出与产能，然后以样本企业在行业内占比推算整个行业的产出与产能，就可以计算出这一细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对于上一级行业，方法类似。

　　自下而上的调查统计方法得到的产能利用率客观可靠，能够真实衡量产能利用情况。但这种方法对人、财、物、时间要求较高，多为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所采用。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多由政府部门主导进行，发布产能利用率数据。

　　自上而下的宏观计量方法，包括峰值法、产出缺口法、企业投资决策模型优化法、资本存量法等等，多为学术研究人员所用。这些方法只需要对宏观计量模型熟悉，有宏观产出、投资数据等即可。从具体数值来看，各种方法估算的产能利用率并不相同，但从波动趋势来看并没有太大区别。（见图1）

　　对于各种宏观计量方法估算的产能利用率，单独某一年份产能利用率的具体数值并无多大意义。这是因为，自上而下的推导缺少微观基础，难以准确反映企业层面实际的产能利用情况。但产能利用率这一指标的意义不在于某一具体数值，而在于变动趋势，它对于判断经济运行与产出效率，仍具有指导意义。

　　如何使用产能利用率？

　　我们选取资本存量方法计算得到了中国1952-2012年的年度产能利用率（图2）。与市场认可的IMF估算的产能利用率数据相比，我们估算的产能利用率走势，除1995-1999这段时间有所不同之外，其他基本一致；在具体数值方面，2003年以来差别也不大。

　　IMF在2012年7月份公布产能利用率时，市场很是震惊，因为以美国79%-82%的“合意”产能利用率为参照，中国产能肯定是超级过剩。但这种比较在逻辑上很有问题。

　　一方面，美国产能利用率是采用自下而上的调查统计方法所得，而IMF及我们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宏观计量方法推导的，两种不同方法体系计算的产能利用率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另一方面，美国79%-82%的产能利用率“合意”区间，是根据美国经济运行总结出来的美国经验，而不是普适规律，并不能以之为标准分析其他国家的情况。每个国家的产能利用率，应当根据本国所处发展阶段以及本国经济运行实际，总结出“合意”区间，然后才能根据产能利用情况与“合意”区间的比较，判断产能过剩情况。

　　“合意”区间在哪里？

　　从我们估算的产能利用率来看，1978-2012年中国的产能利用率虽然有上有下，波动明显，但总体趋势是下行，在2000年以后更为明显。这种下行，我们认为与产业结构转变及计算方法有关。1978年至今，中国重启工业化进程，大致经历了轻工业、重工业、重化工业三个阶段，而产业结构的资本密集度也越来越高。表现在GDP结构中，就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不断上升，1980年在28%左右，2012年为46.1%。由于资本存量法计算的产能是资本存量的函数，因此产能利用率不断下降也就很正常。

　　产能利用率的中枢不断下降，为我们寻找“合意”产能利用率造成羁绊。因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而产能利用率趋势却是下降。这表明，在1978-2012年间，不存在单一的产能利用率“合意”区间。这其中原因可能在于，这35年间中国经历了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都不相同，从而也就不存在单一的产能利用率“合意”区间。但在同一个发展阶段内，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是相同的，应该存在“合意”区间。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分别经历了轻工业阶段（1978-1990）、重工业阶段（1991-2000）、重化工业阶段（2001-2012）。按照低通胀、稳增长的标准，我们分别寻找了这三个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佳区间。结果发现，1982-1983、1996Q1-1997Q2、2004Q1-2005Q4分别是相应阶段的最佳增长区间，相应的产能利用率区间分别是88%-91%、88%-91%、72%-74%，也是这三个阶段的产能利用率的“合意”区间。

　　2012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为57.8%，低于72%-74%的“合意”区间15个百分点左右。这意味着，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从产业结构来讲，目前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传统的重化工行业，如钢铁、汽车、造船、电解铝等。

　　如何化解产能过剩？

　　中国这一次产能过剩，根源在于消费升级。基于联合国的划分标准，我们认为，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时为生存型消费，消费内容主要为食品、衣着等必需品；恩格尔系在35%-50%之间时为发展型消费，消费内容主要为家电、汽车、住房等大件耐用品；恩格尔系数在35%以下是为享受型消费，消费内容主要为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

　　2001-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40%左右下降至36.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0%左右下降至40%左右。可以看到，中国居民消费处于发展型消费阶段，这带动了汽车、房地产以及中上游的重化工业的发展。但也必须看到，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将会继续下降，到2020年，将下降至30%左右。这意味着家电、汽车、房地产的消费需求扩张必然放缓，相应重化工业的下游需求也将收缩。因此，这一次的产能过剩是一种长期性过剩。其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将深远而持久。在整个去产能阶段，经济增速将会明显下行。

　　如何化解产能过剩，也要根据过剩的类型来对症下药。对于暂时性过剩，应该从需求端入手，进行财政或货币扩张，推动需求回升即可。而对于长期性过剩，则应该从供给端入手，主动收缩产能。

　　因此，化解目前的产能过剩，就应该从供给端入手。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把过剩产能转移到较低发展阶段过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非洲等地区；另一方面，设定资源、能源、环保标准，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同时，通过企业兼并重组，提升产能的整体质量。

　　但由于占30%左右的农村居民消费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发展型消费阶段，并且农村居民数量较大，因此需求端的措施也不容忽视。比如，通过推动农村居民的城镇化，以及规范农村消费市场，释放其汽车、住房、家电等传统需求，缓解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

本文作者陈乐天系日信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