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重商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的财力和国力，取决于它对外贸易的顺差有多大。换言之，顺差越大就证明国力越强，而逆差越大则说明国力越弱。本着这样一种经济理论和逻辑，近代西方大国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倾销本国的产品，同时少购买他国的产品，以此获得贸易顺差的最大化和金银等硬通货储备的最大化。

　　而在这样一种极端“唯贸易顺差”的大环境之下，既有赚得盆满钵满的国家，如那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也当然就会有那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经济社会大萧条、大崩溃的国家，如老字号的中华帝国。

　　英国人不光彩的贸易顺差

　　近代以前，中国一直都是一个贸易顺差大国。据统计，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也就是从明代万历初年到清代嘉庆末年，西方殖民者在南美掠夺的白银总共约4亿比索（西班牙货币单位，1比索大约相当于0.7两白银），而这些大量的银币，总共有差不多一半以上流入了中国。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量的货币流通到中国市场呢？很简单，那就是与此同时，我们卖出了与这些货币等值的物品。很显然，明清时期，中国对西方贸易顺差的额度是惊人的，甚至丝毫不亚于现今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

　　不过，这种长期的贸易顺差，并非是中国政府和民间贯彻和执行了发源于近代西方的“重商主义”指导思想，而是恰恰相反，中国政府和商人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贸易顺差对国家经济具有多大的意义，也就没有如欧洲列强一般，像一个永远也喂不饱的饿狼，只为倾销本国产品，疯狂地扩大本国的贸易顺差，巧夺他国的金银等硬通货。

　　中国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西方国家朝思暮想的国际贸易结构和模式。其实，这是有其根本原因的，即中国固有的优质特产，如丝绸、茶叶、瓷器等，正是西方各国所急需的商品；而反观中国，对西方商品的消费基本没有需求的动力。这就正应了乾隆皇帝所言：中土地大物博，不需洋物。

　　而当时的头号强国——英国，当然无法忍受中国这种巨大的贸易顺差，因为，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正好是英国巨额的贸易逆?差。

　　据当年英国驻华官员的统计，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的1847年，中国依然对英国有大约1000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对美国也有顺差600万两。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如果算上中国和印度（英国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额，那么中国的实际国际贸易则是“入超”的，而且逆差高达1000万两。可以想见，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逆差有多大，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全赖印度向“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中国大量出口了一种商品，即造成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的第一大“毒药”——鸦片。

　　于是，英国人彻底翻身，使老大的中华帝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逐步成为贸易逆差大国，并顺理成章，做了西方工业产品的首选倾销地和毫无抵抗能力的大市场。

　　片面的全球“自由贸易”

　　1842年8月29日，中国与英国签订了鸦片战争的战后协定，即《南京条约》。这个条约，除了众所周知的赔偿英国2100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之外，主要就是要遵守西方贸易规则所制定的中英经济条约，譬如“自由贸易”和关税协商约定等。

　　本来，如果当时的中国与英国一样，都是“市场经济”的体制，那么《南京条约》所追求的贸易自由化，其实在对英国人有利的同时，也有利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并极大地提高中国的生产力。

　　可惜，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中国完全不能与英国站在同一个高度来对话，英国人主导的自由贸易，其社会、政治、经济的基础在中国完全付诸阙如。中国甚至继续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中国还能保持某种经济优势。但在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却完全还没有准备好。

　　在如此境况下，中国开放国内市场，并与商业技巧、科技能力、政治制度高出自己不知多少的英国同台竞技，无疑是死路一条。可怜，暮气、衰弱的中华帝国，居然在1842之后，与西方第一商业、军事和政治大帝国英国，展开了所谓的“平等竞争”。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它们是如何平等竞争的。

　　《南京条约》并未规定中国的进口关税税率，但一年之后所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却规定中国的进口税率低到只有5％。这就为英国的各种商品行销中国创造了很好的“低物价”条件。不仅英国，根据《南京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西方列强在这之后都能够以中国较低的进口关税，来占领中国巨大的市?场。

　　以进口棉花为例，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前，关税加其他税种，总计进口税率才区区5.56％。而在这之前，进口税率为24.19％，新的税率比之前减少了77.02％，堪为世界“自由贸易”和“平等贸易”的“楷模”。

　　经济实力与贸易逆差

　　更为要命的是，清政府的出口关税政策，居然也参照了进口关税的税率。本来，中国当时需要大力照顾本国的出口贸易，进而制定比进口更低的出口税率，或者直接就是零出口关税，甚至实行出口补贴。

　　可是，一个最为奇怪的现象出现了，1858年，中国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之后，5％的关税加上其他的流通税，中国的进口税率顶多为7.5％，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出口税率却大大高于7.5％。因为从中国出口的货物在运到通商口岸之前，就要缴纳各种名目的“厘金”（中国特有的流通税）。而进口的西方货物，却因为有某种协议，可以免征各种流通税，税率上线只能是7.5％。

　　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中国经济和后发展现状，再遇上了如此不平等的进出口关税瓶颈，贸易逆差便如滚雪球一般，膨胀成为一个巨兽，从而吞噬老大的中华帝国和悠久的中华文明。到大清王朝行将就木的1905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逆差达到帝制时代的最高峰，为赫赫然的2.2亿两白银。

　　当然，自全球经济一体化在20世纪末席卷全世界以来，并非享有贸易顺差就是好事，也同样的，并非处于贸易逆差的国家就一定会如近代中国一样，陷入困境。如今天的美国，多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但并不能因此推断美国是一个弱国。恰恰相反，实际上美国依然是一个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领先的超级大国。

　　美国虽然有巨大的贸易逆差，但其产生的原因是它购买和消费了过多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低附加值的产品，如食物、服装等，而它出口的大都是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譬如以“苹果”为代表的各类核心技术在美国，而“MADE IN CHINA”的电子商品。

　　所以，当前美国的贸易逆差与近代中国有着天壤之别，切不可混为一谈。但即便如此，当今美国“消费全球”的贸易逆差也对其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连今天强大的美国都不能避免贸易逆差的危害，更何况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近代中国。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近代中国深深地陷入了贸易逆差的漩涡，曾经富庶、强大的中华帝国，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之下，被掏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