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一：各族影响，自成一派独特装束

　　依据：纹样

　　讲解人：黄坚(泉籍画家、《惠东妇女服饰的传承与变异》作者之一)

　　唐朝中叶，因“安史之乱”导致大批汉人南迁，开始进入闽粤赣边区。在我看来，其对惠东族群的影响也就此开始。此后居住在这个区域的畲、瑶、僚、俚、奚、等诸族群逐渐融入于汉民族之中，同时，不同群体之间也相互影响、吸收，由此也使得惠东地区的妇女所穿的服饰在某些方面的源流上，与诸多族群服饰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联系。

　　在惠东民间曾有一个关于惠女服饰的伤感故事流传至今，相传在南宋末年，李文会来小岞隐居，启程时欲把从海南强行抓来的黎人贵族康小姐纳为妻。婚后虽育有两男两女，但被迫出嫁的康小姐却始终怨气未消。待到女儿出嫁之时，康小姐便把出嫁的女儿打扮成自己被劫时的模样。其先是将女儿的头梳成蝴蝶髻，其重20斤，高两尺，再取来一方乌巾遮盖住女儿的脸庞，借由此也表达着自己被抢时不愿让人看见美丽容颜和讨厌看丑陋郎君的心理。而为女儿戴上的厚重银镯，则象征了自己当年被抢时的所被迫带上的铁铐，特地在女儿嫁衣裤上剪破几个洞，并打上补丁，以此重现当年自己被抢时被扯破的衣裤。而在出嫁前，康小姐亦将女儿的嫁衣裁短，仅让布料遮蔽其胸部，并将裤头放宽，且截短至膝部，进而系上银裤链，以此重现自己年少时被迫嫁人时因反抗挣扎，衣服脱落的情景。虽然只为排解心中的怨怒，但康小姐特意为女儿装扮的嫁衣却意外地受到当地人的青睐，从而被流传推广，最后演变成了惠女服饰。而对于服饰的特点，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其仅是康小姐根据自己的想法所设计，但更多的人认为其是在海南黎族服饰上进行了修改，因此也推断惠女服饰与黎族服饰存在着关联。

　　与这一传说相呼应，在学者陈国华在1984年所著的《惠安女族源初探》一文中也曾有所论述道：“惠东南服饰与越南京族、黎族，广西、云南、贵州的苗族、瑶族较为相同。”当中所谈及的少数民族皆属于百越族的后裔，而从现有的惠女服饰中，也能发现与一些少数民族服饰的相似点，如惠安女头戴斗笠时，有点像黎族人和京族人。而其短小的上衣，则颇像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服饰、而所绣纹样则与瑶族有着较高的相似度。此外，惠女所穿的衣裤色彩也有着蒙古族喜爱的颜色，如绿色、黑色、蓝色，而这些用色也与云南水族的服装相似度甚高。

　　多年来，在对惠女服饰进行的研究过程中，我也惊奇地发现，这种带有强烈少数民族特征的服饰在汉族服饰中是十分少见的，尤其是它与苗族、瑶族、黎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服饰有着相近似的纹样和用色，而这也许与惠东族群源于闽越族的原因有关。

　　此外，我也认为惠女服饰在发展中汲取着华夏族的一些东西，如绣花在华夏族早期服饰并不多见，直到清代才多了起来，而从清朝的官服民服上也可看出其对于惠女服饰的影响，由于这个时期为晚清时期，人们习惯穿着马甲或者一个多纽袢的背心，由此也对近代惠女服饰有着影响，特别是惠女身着的用以防寒的“贴背”。

　　此外，由于迁徙各族的影响，各朝代的纹样在惠东妇女服饰样中均有反应，如元代的缠枝莲，唐代的穿枝式组织形式，宋代在唐草纹或写生折枝花基础上略有变化，清代的吉祥纹样等，这些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惠女服饰在纹样上汲取着多民族的历史文化符号。因此我也认为，惠女服饰的主流是起源于古百越诸族，而在历史传承过程中，其不断汲取不同民族的一些服饰因素，并产生一定的变异，才衍生出富有特色的服饰，进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观点二：百越族遗风，“土著”服饰保留至今

　　依据：服饰特点、纹样

　　讲解人：曾梅霞(惠安女民俗创作基地负责人)

　　一直以来，对于惠女服饰的起源，古代史书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若追溯其发源，我认为应是一种纪念本族历史文化象征，而其所谓的本族，在我看来，则是生活在惠东地区的“土著族群”，也就是“古百越族”的后裔。

　　早在1957年至1977年间，惠安崇武镇以东五里的崇武大岞村大岞山东坡上，曾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在地面上零星遗存陶片上，亦出现了绳纹、斜线纹、云雷纹及附加堆纹等纹样，其与现今惠安女服饰上所绣缝的纹样十分吻合。而据考古学家推测，远在四千年多前，当地曾生活着一支以渔猎为生的氏族部落。由此也反映出了在远古时代，崇武大岞村地区已有了古代闽越族或其他先民活动着。

　　西汉武帝时，闽越遭平国迁众，包括“闽越”在内的“百越”及其各族渐渐消失在历史文献记载中。但在迁徙过程中，虽大部分的闽越族人迁至江淮一带，但仍有大量后裔留守闽南之地，继续生活，同时也保留了部分百越族先人的习俗。

　　另外因自古以来，闽南沿海地区便是重要的国防海域，历代朝廷会派遣官兵前来驻守，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汉族士兵便与本地的“土著”女子通婚，由此也促使不同文化在此相互融合，一些百越族旧俗被渐渐汉化，但其带有鲜明特色的着装风格却被沿承下来，并历经各个朝代的演变，与长期的海洋生态环境杂糅成特异的乡土习俗，当地妇女们世代保留着“闽越族”传统服饰的特色，也就成了如今看到惠女们的独特装束。

　　观点三：蝴蝶崇拜，装束暗藏峒民族徽

　　依据：头饰与纹理

　　讲解人：陈细送（73岁的小岞镇居民）

　　依据传统习俗，惠东女出嫁必把髻尾束成蝴蝶般的形状，以此区分已婚或未婚。关于惠女服饰与蝴蝶的传说，我还记得儿时从家中长辈口中听到的一个传说，其源于在惠安城内下井街南仔桥脚有一洞，那里有一泓清水，涓涓而流。相传这个洞便是“蝴蝶峒”的原址，而生活在这里的峒民，在宋代时期被视为一个野蛮的民族，直至经朱熹开导而被同化进中原文化之中。

　　相传“峒”是以类聚族而居的社会，有其代表性的族徽，这种徽号，也有“图腾”之意。而蝴蝶峒民是巨石时代的遗民，妇女所梳的蝴蝶发式代表着当时的族徽或图腾。上世纪初，许多惠女梳的“大头髻”也有着蝴蝶的形状，尤其净峰、小岞的妇女在节庆之日所梳理的发式，与蝴蝶样子颇为相似，而其平日的发式，也犹如展翅的蝴蝶一般，因此当地人便有了惠女发式源于蝴蝶崇拜的说法。

　　除了形如蝴蝶的发髻，惠安女服饰在服饰色彩的追求上，也有恰似蝴蝶翅膀上的艳丽色泽，而惠女服饰时常出现如同蝴蝶造型一样的纹样，也为惠安女服饰源于“蝴蝶峒”一说提供的了依据。

　　讲解人：陈瑞卿（年过八旬的崇武镇居民）

　　关于惠女服饰与蝴蝶的关系，除了有听闻“蝴蝶峒”一说，我的祖父曾经谈到，我的祖母的老家在云南的蝴蝶谷，也就是大理的蝴蝶泉。祖母曾说云南当地有个传说，苗族的先民古代本来居住在江淮一带，那里江湖密布，河道纵横，而且枫木遍生，彩蝶飞舞。在这种环境下，出于那种原始的心理，先民们对繁盛的枫木和彩蝶产生了求同认亲和崇拜的意识。他们对枫木和蝴蝶进行了极具功利性的美化，并强调自身与它们有着血缘关系。苗族的先民认为，枫木变成了蝴蝶，蝴蝶又生出了人类的祖先姜央，然后才有苗族，由此，蝴蝶作为苗族先民心目中的母亲，便时常出现在苗族的服装之中，

　　而虽然崇武、山霞的惠安女属于汉族，但惠女头饰、服饰上时常出现的蝴蝶样子，也与云南当地的苗族先人对于蝴蝶的崇拜，颇为相似。

　　观点四：同用“咸水腔”，惠女服饰似畲装

　　依据：方言、发髻、衣着

　　讲解人：张国琳（惠安县政协文史委主任）

　　在去年，当我前往漳浦、云霄、龙海三县市考察之时，在与一位畲族居民的交谈中，其与惠东地区居民相似的口音，也就是民间俗称“咸水腔”，引起了我的注意，翻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在《崇武方言研究》，我找到了一段关于惠东的“咸水腔”的资料：其记录到闽南方言范围内还有漳浦（旧镇）和海南（文昌）两个地方，会使用此种发音的方言。

　　时间推移到唐宋时期，漳州的山区主要是畲族的聚居地，汉族仅居于沿海一带，但自明朝以后，漳州山区的居民，大多已认为自己归属于汉族。而从姓氏来看，学着傅衣凌曾在论文《元代畲姓考》中论述，元代闽粤赣边缘的畲族有50多个姓，但随着时代的推移，除了少数的姓氏，如钟、雷、蓝等仍为畲族，不少生活在闽南境内的姓氏已被并入了汉族中，但口口相传的方音，却一直保留下来。因此我也推测，也许在时代更替中，有不少的畲族后裔曾迁居到惠东地区，他们与当地人相互交流、融合的同时，也让自己所带来的畲族文化对当地人的生活、语言及着装服饰风格，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了口音上的相似可待考证外，从惠女的装扮上，亦可寻找到一些畲族装束的痕迹，在厦门大学郭志超教授所著的《闽台民族史辨》中《畲族和汉族的关系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一文之四《服饰》中曾有介绍说，畲族妇女服饰是其民族风俗的集中象征，发饰则是服饰的重中之重，而在古代畲族中，椎髻垂缨则是妇女们发饰的一大基本特点。另外，徐望璋《畲妇》也曾谈及，“复髻筠筒缀石珠”，这种头饰也被称作“高妆”，与惠安女的高髻颇为类似。

　　另外，同为畲族聚居之地的潮州之地，亦可寻觅到一些与惠女服饰的关联。早在《永乐大典·潮州府》之“风俗形胜”引《三阳志》、《三阳图志》残文中，关于宋元时期的潮州风俗，曾留下一段简要而珍贵的记载为：“其弊俗未淳，与中州稍异者，妇女敞衣青盖，多游街陌。”虽然其中对于“敞衣青盖”的记载十分简略，但若以惠安女的装束为参照物，便不难发现文中所指“敞衣”即是敞开着的上衣或上衣短小而露出肌肤，而“青盖”则为蓝色或蓝黑色的盖头。而据《畲族简史》中记载，惠东女服饰与畲族大同小异，男女推髻洗足，衣尚青蓝色，头戴竹冠蒙布等。因此，我亦认为，泉州惠安女服饰可视为“敞衣青盖”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