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今年以来中国外贸的日子不太好过。据海关统计，2013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6%。表面上看，上半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幅度超过GDP的增长，似乎日子过得马马虎虎。不过，从趋势上来看，则失速明显。虽然前4个月的进出口数据还算好看，但从5月份开始，随着国家出手打击“香港一日游”现象，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被“提纯”，特别是6月份我国进出口额出现17个月以来首次双双负增长，其中出口增速下降3.1%，进口增速下降0.7%。如果将前4个月的水分剔除，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的业绩恐怕会更难看。

　　针对外贸遇到的困难，有些人认为当前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被消耗殆尽。且不说这种观点是否符合实际，至少说明一部分人对比较优势的理解未必经得起推敲。事实上，广义上的比较利益理论主要包括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尤其是对于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尽管表述各有不同，但说白了就是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都会在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之间进行利益权衡。

　　从动态来看，近些年来中国的比较优势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像劳动力资源的充裕程度已经比不上前些年。比较优势的位置变化也影响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伴随着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一些原有的优势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遇到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强有力挑战，而原来某些在国际分工中优势不明显的产业竞争力却得到加强，如家用电器、通信设备等领域。现在看来，造成外贸低迷的原因有很多，并不是仅靠比较利益理论就能够完全加以概括的。除比较优势外，像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政局变化等因素对我国外贸来说都是阻碍。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当前外贸困境完全归咎于比较优势丧失也有失公道。

　　应当看到，在国际分工中扬长避短只不过是比较利益理论的体现之一，在很多情况下两者并不是总是泾渭分明。总的来看，尽管比较优势并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但大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更多是在做“两害取其轻”的事情，如参与国际分工很容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境地，在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受到相应损害，而不参与国际分工则又难以摆脱沉重的就压压力。于是乎，干脆来一个“两害取其轻”，先吃饱饭再说吧。相比之下，在当代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则更多是在做“两利取其重”的事情，特别是美国通过利用美元的国际金融主导货币地位，时而强调通过强势美元政策，抑制进口成本，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时而又放任美元贬值，以此强化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的对外贸易必须要进一步转型升级，彻底转变粗放的增长方式，强化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着力增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唯有如此，中国在未来国际分工的格局中才能够摆脱逐步“两害取其轻”的尴尬境地，即使有所取舍，也会更多体现出扬长避短，或者说“两利取其重”，最终占据国际分工中的更加有利位置。如果我国的对外贸易真能够做到这个份儿上，未来即使“痛”也终究会与“快乐着”相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