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8日公布今年7月中国外贸情况。7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2.19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7.8%，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其中出口1.15万亿元人民币，增长5.1%；进口1.0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0.9%；7月份出口、进口同比增速相比6月份双双由负转正。应该说这一组数据，在我国强化针对虚假贸易的外汇管理的前提下，确实释放了令人愉快的信息。

　　首先，贸易规模的增加不是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而是海外市场需求的复苏和中资企业成本管理的效果开始显现的产物，即中资企业的海外订单主要来自于经济正在回暖的美国市场和近来发展势头较好的东南亚国家。

　　其次，李克强总理的放松管制、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利率市场化、给小微企业减税、强化对楼市和影子银行业务的监管等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红利”，部分提升了实体经济部门的信心，企业投资意愿有所恢复。因此，工业原材料等的进口增加就是这一健康需求“新变化”的集中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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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当然，我们还是不能排除在整体经济复苏还没有完全定格的情况下，贸易统计数字增长的背后还是有可能隐蔽着的虚假贸易。其动机还是看到了未来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趋势和中国信贷市场资金成本较高，持有中国资产依然具有较高的汇差和利差可供套利。 

　　不管怎样，贸易复苏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景气上扬信号。不过，过分夸大一两个月数据变化的意义，也会让我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估计不足。比如，美国财政悬崖的问题、欧洲经济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日本市场和新兴市场外资大量撤离的危险等等，都会严重打击世界经济的复苏，遏制发达国家企业投资的意愿，从而波及中国贸易的健康增长。 

　　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应该在以下两大方面来提升中国市场的需求能力和投资活力，尤其要通过公平竞争、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的方式，来确保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上扬。 

　　一方面是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外需”和“内需”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为完成结构调整，培养内需赢得宝贵时间。为此，要继续强化资本账户的管理，同时要给企业减税并改善大众的福利水平，从而提高中国市场消费和投资的意愿。在中西部，利用资金为当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造内需的环节。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国内金融体系要放松管制（不是放松监管），增强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这样才能应对目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等新兴市场“非对称”的负面冲击。如果我们出于恢复价格竞争力的目的而采用宽松政策，非但达不到和发达国家那样的对外贬值效果，反而会让本国市场通胀预期变得更加强烈，导致大量出口企业放弃自己擅长的实业，带着资本进入完全不擅长的高风险金融投资业务中。（作者是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