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成为工薪阶层税，有人提出取消个税，这是可笑的因噎废食。没有个税的国家必然是个前现代的、没有税收法治意识的国家。

　　换个角度，必须承认，我国个税体制非常不完善，根本无从体现税收公平、税收法治的要义。当此新税法执行两周年之际，个税公平性探讨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工薪阶层、中产收入阶层成为课税重点人群。诚然，为了体现个税公平，起征点逐年提高，2005年，扣除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2007年从1600元上调至2000元，2011年9月1日，新税法实施，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9级超额累进税率结构修改为7级，相应的级距也进行了调整等。由于各个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大幅提升，加上房租等生活成本大幅提升，在大城市，3500元只能是活命钱。

　　由于信用不彰，个税沦为工资税，以2012年为例，个税总收入为5820亿元，而工薪所得税3577亿元，占比超过60％。只有死工资可以顺理成章地低成本课税，其他股息、房产收息等政府可以控制的领域税收可以部分征收，在官员财产尚未公布之处，要靠民众自觉公布财产纳税，门儿也没有。

　　假设，小白领工资收入扣除社保、住房公积金为9000元，扣除3500元，乘以20％的税率，再减去速算扣除数555元，每月个税为545元。如果这位小白领升了职，每月实际到手超过9000元，税率将大幅提升。任何富裕群体，主要靠的是资产性收入，靠工资收入永远只能成为小白领，在特定时期涉足房产、原始股、债券交易个人帐户、民间高利贷链条的，是货币高发期致富秘诀。工资所得扣除容易，要扣除资本利得，难于上青天。

　　就象我国的收入数据质量是最差的一样，基于个人财富的税收质量恐怕也高不到哪儿去。各单位将工资福利分散发放，二手房阴阳合同已成常态，市场评估机构的数据才是纳税依据，而公司老板绝对不会蠢到给自己发高薪，纳入公司成本还能抵税。这是市场与法治初期社会的必然现象，任何一个信用存疑的管理体制，都会面临同样的难题。不仅公众如此，官员更是如此。

　　举个典型案例。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8月30日，备受关注的“表哥”杨达才涉嫌受贿及巨额财产来路不明案30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被告人杨达才被诉受贿金额25万元，杨达才家庭财产1177万余元中，611万元能够说明来源，504万元无法说明来源。公诉方称，杨家历年的收主要可分为薪金、投资与礼金。其中杨家4个成员历年工资收入为197余万元、婚丧嫁娶的礼金收入为65万余元。

　　要按工资收入，杨达才屌丝得很。杨达才历年工资收入总计65万余元，从1997年12月开始在安康工作，直到2004年3月，6年3个月的时间工资18万元，每月区区2400元。此后也好不到哪里去，2004年至2011年在汉中工作期间为33万余元，2011年2月调到西安担任陕西省安监局局长至2013年1月，工资收入14万余元，此时工资不过6100元左右，比西安新建商品房每平方米的住宅还低。
　　从杨达才案例来看，某些公务员工资恐怕不是主要收入，而对于投资者与企业家而言，工资更不是收入，资本利得或者寻租所得才是主要收入。但由于我国信用不彰十分普遍，税收征管效率低下，对于工资薪金的征收成为个税主要来源，苦哈哈的小白领们才是个税的中坚力量。

　　改变现状，得从官员公开财产做起。信用不彰的社会建立信用，必须从掌权的精英阶层的自我改革实现，与其枉费心力地追究有多少个体户逃税漏税，还不如官员进行财产公示，展示政府预决算的明细表，以政府的信用公开、科学决策作为抓手，方能树税法之威严，以节俭的政府取信于纳税人。

　　一方面希望建成法治税收国家，另一方面满口老百姓，连纳税人的名词都避讳，如何将政府与税收法治衔接到一起？如果资本利得与寻租所得的税收漏洞无法填补，建议政府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放中产阶层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