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治理是中国经济 “重头戏”。近期，发改委、工信部正牵头调研制定化解产能过剩总体方案，重点将解决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五大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而国务院关于产能过剩的治理总体方案也有望出台,这标志着“去产能化”大幕正式拉开。

　　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确已非常严重，但产能过剩也并非中国独有，那其他国家治理产能过剩都是怎样的思路呢？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制造业产能输出正是依靠产能的释放保持了美日经济系统的平衡。

　　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美国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由于该计划把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保持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美国21世纪初的产能过剩中，2000~2002年，工业产能利用率再次跌落到81%以下。这一次过剩的产能不是出现在钢铁和汽车，而是集中于电子制造业和信息通信产业。这轮高新技术产业产能过剩，最终通过相关企业破产和并购重组等方式得以缓解。

　　20世纪60~70年代，为了缓解国内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日本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顺贸易偏向的投资战略，通过有比较劣势产业部门渐次外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对亚洲“四小龙”、东亚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投资，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在此过程中，日本不仅形成了母国与投资国之间垂直分工，带动本国技术和设备出口，而且通过大规模地进行海外投资，使其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产率的金属工业、化学与机械工业，即形成了以重化学工业为核心的制造业结构，形成了制造业拉动的双引擎。

　　从不同时期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的重点产业领域看，对外投资额排在前三位的产业，在1969~1973年间是纺织、化学和铁及非铁金属，分别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7%、6.1%和4.8%；1978~1984年间是铁及非铁金属、化学和电气机械，分别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6%、5.0%和4.8%；1986~1989年间是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化学，分别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4%、3.3%和2.7%。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制造业行业在相应时期大多已进入产业发展的成熟阶段，在国内市场上开始面临过度竞争、生产过剩等问题，而通过向海外进行产业转移，无疑有助于过剩产能的消化并推动这些产业的优化升级。

　　其实，每次大危机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过程中，将由国际分工价值链引起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中国要实现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扩张和高位渗透”的目标，有必要推动中国版产能输出与产业升级计划：

　　首先，对纺织、鞋帽等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可通过“走出去”在其他国家生产、当地销售或出口产品，可以绕过相关国家的贸易壁垒。

　　其次，加快汽车业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输出，加快占领新兴市场迫在眉睫。目前，中国汽车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自2011年以来，中国汽车业正在进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车业产能却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3250万辆，也就是三年后，汽车年销量要增长一倍。因此，加快汽车业“走出去”，占领非洲、亚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意义重大。

　　最后，在产能过剩的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

　　从时间周期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因此，积极主动的创造外需，加快中国产业资本走出去，积极推进“产能输出”战略，不仅可以缓解内部供需矛盾，也必将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带来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