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深秋，中国经济三季度的表现看似回暖。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8%，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0.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同时，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9月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3.1%，环比上涨0.8%。

　　数据看起来不错，这是经济趋势回升还是周期因素？事实上，7.8%虽然高于二季度的7.5%，但并不出乎市场预期。目前看来，因为2012年第四季度基数较高，大部分经济学家预测2013年四季度的GDP同比表现不会太好，7.8%将可能是2013的高点，更加值得关心的问题是，这会是2014年的高点么？

　　换言之，短期经济走势不是问题，但是中期经济增长趋势却存在分歧。官方表态也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短期走势的谨慎乐观的态度，中国总理李克强7.5%的年初目标看来达标无虞。尽管如此，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转型调整，中期尤其是未来两三年的表现至关重要，2013年GDP的反弹，其反弹原因以及能否持久则更值得探究。

　　数据很重要，更重要则是数据背后以及数据之间的逻辑。对于宏观数据，投行经济学有各种解读。例如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本轮经济反弹更多是受存货调整等短期因素影响，其持续时间难以寄望过高，调整完毕将重新进入下降轨道，同时通胀回弹的压力较小。在短期调整之后，如果全球经济如愿进入下一轮上升期，中国经济有望在外需带动之下寻求新一轮增长契机。相比之下，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无疑更加悲观。他认为从季度数据而言，中国经济数据已经见顶，今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长可能放缓至7.5%，2014年将进一步放缓至6.9%。

　　不论本轮短周期复苏的原因是存货调整也好，还是投资支出短期上涨也罢，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如离弦之箭，那么，哪一股经济力量可以替代投资拉动中国经济的成长？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或将会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短暂下滑之后能否重拾升势。

　　从投资来看，当下虽然货币趋于宽松，基础设施建设放行，但最多也就是英国《金融时报》所谓的“微刺激”，远远不能比拟过去的一揽子刺激手笔。如此情况之下，很难再能指望投资能够带动经济。正如我以前的专栏多次强调的，过分倚重政府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犹如不可承受之重：在改革滞后、制度性建设缺位的环境中，激进投资速度不得不依赖天量债务的支撑，必然产生巨量过剩产能；而过剩产能意味着是对资源的错误配置，在中国语境中又因政府、市场边界的不清晰而有效退出——也正因此，这一制度性症结其实很难使用政策性手段来治愈，甚至过剩产能往往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清除过剩产能的口号声中直线飙升。

　　探究过剩产能的本质，仍是债务弊端在实体层面的体现。一旦过剩产能循环黑洞滋生，不仅导致投资对GDP拉动效率的持续降低，进而债务危机的风险也必然滋长。现在，中国企业债务占GDP比例已经居于全球最高水平之列，企业再度加杠杆的空间已经很有限，而日趋宝贵的融资资源尚被浪掷于过剩行业或地方政府野心勃勃的基建冒险之中。如此态势，注定投资增速重心很可能不断下移。

　　那么，消费能否充当增长的火车头？关于中国经济消费被低估的传言一直存在，典型如张军、朱天教授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真实的消费率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10%到15%，达到GDP的60% - 65%。他们列举的理由自然不无学术争议，不过，此处的关键问题还不在于此。本质上，无论消费是否被低估，消费本质上都不需要被鼓励，而且消费事实上也不能拉动GDP，很多所谓刺激消费政策，往往被证明不过是强迫民众消费而已。

　　考察各国的经济发展史，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是人均资本存量的上升，消费增长是这一过程的后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中国经济将更多的产出配置于消费，民众福利的增长速度可以超越GDP，正如我在《中国硬着陆的下限》的测算：“假设未来10年消费占GDP比例从2010年的34.9%上升到45%（美国比例为70%，印度为56%），则每年只需要4.5%的GDP增速就可以实现人民福利翻番的目标”——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安于更低的GDP数据。

　　如此看来，中国经济面临的考题不仅是增速是多少，而且是依靠什么来取得增长。如果依赖投资，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一场金融危机，如果依赖消费，那么最终就不得不面临经济增速的放缓。

　　无论如何，这一轮反弹，只是周期的一个调整而已。中国经济的前景，不仅取决于经济自身的周期变化，也取决于经济之外的制度变化。市场也有不同的声音，短期难以再有新高将是事实，长期难以维持高增长是共识，那么中期会有什么表现和变化呢，尤其是当前诸多政治变化直接传导到市场层面之际。改革红利一度是新政中最为看好的利好，伴随着北京三中全会即将来临，不乏经济改革的蓝图勾勒，改革红利的提法却日渐稀疏，市场的高期待最终要接地气，改革并不意味立等可取的红利，甚至往往意味着不菲的代价——但或许这是我们应该寄予期待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