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一些学者、企业家和媒体人等纷纷在微博上讨论和解读《决定》中涉及的政治、司法、人口、医疗和高教等多项改革措施。

　　政治改革与时间路线：

　　任志强（华远地产董事长）：从决定到修改法律与政策规定大约还有一个周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关系调整也要一个周期；从行政改变到市场实施同样有一个周期。能否不走样地将决定变成现实，不但要看中央的决心、智慧和治理能力，也要看地方政府的执行力，看各执政机构的执行力。在涉及已有利益再分配中的较量时，总会有一些阻力。

　　决定中的有些内容在过去的文件中也曾出现过，却并未落实。有些则与上一届政府的文件是对立和冲突的，需要重新理顺正在执行中的变化关系。有些是要试行和重新立法的。实现改革的任务更是任重道远。尤其要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变形。也涉及用新政纠旧错的问题。决定不能兑现和落实则会失信于民。

　　决定中没有在建立法制与民主中鼓励与保护新闻和言论的自由，无疑缺少了社会监督的必要工具和条件。无助于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促进和协助改革。如何有助于纠错？党的领导是否是唯一路径？当保护财产权利的同时，似乎还应注重于人权的保护，如迁徙的权利，包括城乡一体化中农民身份与地位的转换。

　　改革推进中权力的集中，有助于统一领导和稳定，但不利于发挥全社会的主观能动和群众的智慧。市场化、法治化都会限制权力的干预。协调好发挥摸着石头过河的作用和顶层设计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艺术。如何向民主过渡则是对权力的一种挑战！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谁制定法律就格外重要了。

　　毫无疑问的是三中决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给了社会更多的激励。许多的新提法都打破了现有的障碍，调整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利于焕发市场的活力，重新定位了各自的职能，回归了小平改革的思路。不再用堵而用疏打开关闭的大门，给予了民众更多的希望。

　　刘耘（海口经济学院院长）：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后各种解读纷起，观点迥异。个人认为：1，国家已走到向左或向右，前进或后退的大变革十字路口，不允许也不可能再像过去十年空耗时间；2，偌大国家，五千年民族，过去没有今后更不可能有什么救世主。民主，是未来方向。集权，只能是暂时的摆脱利益纷争向民主过渡之权宜，否则必致灾难。

　　北村（作家）：“决定”不能看枝节，本质是新权威确立，即“元首制”出现，即我所谓“没有民主机制的普京模式”。在这个点上与邓隐形元首制接合，邓权威是个人自然而立，此次权威则需经制度确立。两次三中全会因此契合，非因改革方案，因各自面临问题不同：当年只需处理经济问题，当下核心却是政治问题。故我说待观察。

　　仝宗锦（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感觉决定总体受到舆论欢迎。仅仅废止劳教和单独二胎两项举措就似可赢得拥有话语权的多数中产拥护。而农地改革和城镇化等也可赢得农民拥护。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定程度上走着“行政吸纳政治”、“法治先于民主”的路子。如此这般，从北边俄罗斯到中国再到南面新加坡，构成一条权威主义各种样态的直线区域。

　　李迅雷（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阅读《决定》全文，通篇不见“顶层设计”这去年还曾光芒四射的四个字。取而代之的是“倒逼改革”，如果说顶层设计可以理解为自上而下的改革，那么，“倒逼”更像是自下而上，走群众路线。后者应该更加务实，期待中……

　　废除劳教：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我一直认为，改变司法地方化、废除劳教制度、彻底改革信访、建立人大代表联系工作制度，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可行之路。这也是我肯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原因。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落实。

　　连鹏（作家）：存在56年的劳教制度被全面废除，鼓掌之余不禁担心，劳教没有了，但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等口袋罪会不会“井喷”？抓捕的名义会不会花样翻新？权力是否被滥用是一方面，关键是其能否被制衡和监督。否则，总有一条罪适合你，民众仍然没有安全感。

　　放开单独二胎：

　　李大霄（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评：这是非常重大的人口政策变化，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重要利好。

　　梁建章（携程网联合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今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其变化的方向令人欣慰，但步子太小；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

　　王志安（媒体人）：放开单独二胎，人口政策终于开始松动。我相信生育率不会大幅飙升。目前生育的主体已经是80后，差不多半数都是独生子女了，而双独家庭早就可以生二胎了。而农村的许多地方，头胎是女孩的，也早就允许生二胎了。这个政策的涉及人群，比想象的少。其实，即便全面开放二胎，生育率也不会大幅飙升。

　　司法改革：

　　何帆（学者）：凸显裁判者的司法尊荣和职业特色。司改步骤上存在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争论：是该先提高法官待遇，留住优秀人才；还是先严格选任标准，提升司法公信？《决定》给的答案是：协同配合，整体推进，既要不断完善法官管理制度，也要努力健全法官职业保障。

　　去行政化：

　　朱恒鹏（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所谓“行政化”，即说中国的“公立医院”实际上是官办医院或国营医院“官办，官控，官享”。所谓“去行政化”，就是把国营医院改成真正的公立医院“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专业说法是国营医院法人化改革，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

　　孟林（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我认为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让专业的人去做行政。后勤、安保、团学等工作让教授来做未必做的好。当然可以适当引入教授参与管理。另，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级别。正如老校长说的我们某些大学院，很多德高望重的大家，院长只是一个正处级显然不合适。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大家都有一个对等接待。

　　芮必峰（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三中全会决议提出“逐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这是有识之士期盼已久的事情。其实，不仅高校，科研院所、医院、新闻出版单位都应取消行政级别，因为它们都不是行政单位。问题是在长期的“官本位”文化浸透下，社会对职（专）业权力的认可还会有一个过程，由教务处长到教务长绝不仅仅是个名称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