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人工厂只剩四万 “租房经济”日益艰难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背景下，东莞高埗村出租房空置率飙高

　　东莞高埗村

　　总顾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编年史第三部

　　城镇差异发展(2004-2013)

　　样本关键词：

　　制造业转移与租房经济

　　“二房东”陈文建做起了女人活，因为需要补贴家用。

　　在东莞高埗镇高埗村裕元鞋厂附近，有着1300多名像陈文建一样身份的一手房东或二手房东。他们的出租房里居住的几乎清一色是裕元鞋厂的工人。2008年金融危机突然来袭，影响深远，高埗裕元鞋厂的订单逐年下滑，工人数也从最高峰时的10万人下降到如今的4万多人。

　　在裕元鞋厂还没来到高埗设厂时，高埗村仅有两家外资企业，村中大都是鱼塘与农田，当地人过着赶牛下田耕种的生活。1988年，随着裕元厂的进驻，村里的鱼塘与农田相继被填平，栋栋钢筋水泥建筑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鸣声渐渐取代了村民的呵斥耕牛声。

　　用于出租的民房以及商场店铺绕着裕元厂的围墙而建。原先的村民成了居民，农民成了一手房东和二手房东，以及商铺店主，城镇颇具规模。繁华维系20年，而后鞋厂工人数量锐减。带来的直接影响是，鞋厂周边出租房的空置率飙高，往日熙攘的街道开始变得冷清。

　　高埗村里的房东们早已习惯了放租生活。“楼房不可能推倒变回田地，重新拿起锄头谁都适应不了。”

　　他们只是担心，他们赖以生存的裕元厂哪天会突然搬走。

　　二手房东

　　陈文建承包的出租房离裕元鞋厂的围墙只有三四十米远。围墙旁，一栋带有鞋厂明显标志的楼房上已经挂起了一家商品城的大幅广告牌。这里正在装修，在不久的将来，这栋空置的鞋厂厂房以及周边总共6万平方米的地方，将转而成为销售打火机、电池等小商品的商品城。

　　39岁的陈文建担心这种变化会持续扩大。

　　高埗裕元厂是全球最大制鞋商宝成集团在大陆设立的第二家生产基地。产业工人的批量进驻，带动了当地的建设潮和服务业的繁荣。裕元厂当之无愧是高埗镇早期城镇化的大功臣。

　　陈文建，湖北襄阳人，来东莞已经14年。在2009年之前，他一直在高埗裕元厂的几个厂区周边开照相馆。随着自带拍照功能的手机在一线工人中逐渐普及，照相馆生意难做，只得关门待业在家。三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在裕元厂上班的妻子身上。

　　那段没有工作和收入的日子，陈文建过得很艰辛。为了省儿子读幼儿园的校车接送钱，他每天骑单车接送儿子上下学。所租住的出租房二手房东与陈文建是老乡。他找到陈文建，说已经无力继续将出租房经营下去。

　　彼时，金融危机已来袭一年，影响正当其时。

　　也就是从2009年开始，高埗裕元厂开始撤并生产线，裁减分流工人到江西等地的分厂，引发工人们的抗议潮。已经熟悉东莞生活的工人们开始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问题与工厂陷入对抗僵持当中。有的工人选择离开了鞋厂，也离开了高埗镇高埗村。

　　陈文建说，老乡的出租房里，共有24间房，金融危机最惨淡时连一半的房间都没有出租出去。每个房间每个月的租金在150到200元之间，老乡每个月要给一手房东缴纳5500元，相当于每个月都在亏本经营。

　　老乡决定以4000元的低价转让出租房承包权。“租出20间房子，我就能保本。”陈文建思考了好几个晚上，下定决心，接过老乡的出租房，成了二手房东。

　　在东莞的出租房陷入低谷时，陈文建出手抄了个底。几乎同时，周边的出租房承包价纷纷跳水，原先四五千的承包价下降到两三千元。陈文建估摸着出租房的承包价既然已经触底了，肯定会反弹。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反弹迟迟没有到来，至今还在低谷徘徊。

　　2009年以来，陈文建赖以生存的裕元厂并无丝毫好转，反倒是缩减的生产线越来越多，裁减的工人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难租出去了。“高埗村的出租房大多建在裕元厂附近，出租房里居住的几乎都是裕元厂的工人。”陈文建说。

　　这使得高埗村的出租房依赖性极高。裕元厂一旦有变动，高埗村的出租房反应最强烈。自从2009年接手以来，陈文建承包的出租房就从未住满过，平均每年都会有五六个房间空着。他也仅能保个本，勉强维持下去。

　　补贴家用

　　3个月前，陈文建接下了一个适合女人做的活儿，每天帮人加工组装比指尖还要小的电子塑料(11230, 35.00, 0.31%)盘，一天干10个小时，可组装1000个，赚得40元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赚得一分是一分。

　　在高埗裕元鞋厂附近的二手房东们大多与陈文建有着同样的心态，四处揽活的比比皆是。

　　随着裕元鞋厂工人数最的锐减，即便是本地人的一手房东陈容容，也开始重新外出找工补贴家用。

　　高埗本地人陈容容的出租房离高埗裕元厂要远些。尽管如此，她出租房里的租户也都是裕元厂工人。“现在出租房没得赚了。”11月7日，将近50岁的陈容容坐在出租房门口边埋头绣十字绣边叹着气说。

　　陈容容的房子是在2000年建好的，与周边的民房一样，五层楼高。建好之后，陈容容将房子承包给外地人出租。在2007年之前，这栋出租房每个月能给她带来4000多元的租金。那个时候，陈容容几乎不用管房子的事，只等着月底去收租。

　　2007年服装生意失败后，陈容容将房子从二手房东手里收了回来。“那个时候，正是裕元厂鼎盛时期，工厂工人达到了十万之众，周边出租房爆满。”陈容容说，她五层楼的出租房共有24间出租房，每间房每个月以200元租金计算的话，月入将近5000元。

　　好景不长。陈容容说，仅一年后，金融危机波及高埗裕元厂。工厂工人随后逐年在减少，退租的工人越来越多。最多时，一个月有3起退租。高埗村出租房的承包价也掉了将近2000元，单间房房租从每月200元下降到150元。

　　至今，陈容容的出租房尚有6间房子空置着。

　　无论是二手房东，还是一手房东都开始感觉到空前的压力。陈文建和陈容容说，那个时候，他们都非常关心来自裕元厂内的消息，生怕外界传言的裕元厂要搬走的消息成为现实。

　　高埗村村支书莫锦章说，高埗村有1300多栋出租房，租户以裕元鞋厂的工人为主。“2007年最高峰时，裕元鞋厂有十万人之多，到了2008年之后，工人人数逐年下滑，现在已下降到4万多人。”莫锦章认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当属出租房，普遍未能住满。

　　今年9月份，陈文建的儿子通过积分入学到了高埗中心小学读书。陈文建的生活压力陡增。出租房的生意毫无起色，他开始寻找新的开源渠道。3个月前，得知附近同为出租房二手房东的女老乡拿着一些手工活到家做，陈文建也跟着做起了女人活。

　　陈容容的大儿子正在读大一，小儿子则在技校读书，正是用钱时。“一家人仅靠日渐惨淡的出租房生意已经无法过活了。”陈容容遂在出租房楼下开起小卖部，卖水卖烟。她的丈夫则在今年年初去高埗村一家商场做起了夜班保安。

　　故乡难返

　　尽管出租房生意不景气，外乡人陈文建仍未打算离开。对于离家14年的他来说，高埗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全家人在这里深深扎下了根。

　　打工仔肖文彬则是回了故乡又来，同批离厂的十来名员工当中，几乎全部人都留在了高埗，要么进了其他厂，要么就在裕元厂附近接手了一栋出租房或者承租了一家小门店。

　　湖北开往东莞的班车多停靠于设在高埗的东莞汽车北站。每天，两地来往的班车多达十多辆。当年，陈文建的老乡肖文彬就是乘坐班车来到高埗，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之路。如今，已经离开裕元厂的他一度离开高埗回到老家，很快他又回来了。“已经在东莞生活惯了，回去连拿锄头都感觉别扭。”

　　像肖文彬这样的人，在高埗裕元厂辞工的人当中最为普遍，回到老家的他们发现，农村已经不再适合他们。

　　2004年高考失利之后，肖文彬南下广东。县城里有开往东莞的班车。每天，都有像肖文彬一样的男男女女登上南下的班车。

　　肖文彬的父亲不赞同儿子南下打工。他坚持认为农村的孩子只有读书，才能走进城市，才不会被城里人歧视。肖文彬还是倔强地走了。在老乡的介绍下，他顺利进入裕元厂工作。那一年，高埗裕元厂步入鼎盛时期。肖文彬有幸见到至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明星”———N BA巨星乔丹，尽管隔着几百米远，还隔着车间的窗玻璃(1322, 3.00, 0.23%)。肖文彬形容当时场面“恐怖壮观”。

　　而今年“小皇帝”詹姆斯莅临裕元厂时，人气就要差很多，甚至连裕元厂的员工都不知道他来了。

　　在裕元厂里，肖文彬每月能拿到两三千元的工资。他很少寄钱回家，而是将大部分的钱花在了买手机等电子产品以及请同事老乡在外吃饭唱歌上。

　　2008年之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高埗裕元厂开始裁减员工。肖文彬所在的流水线不幸被合并到其他部门。合同要重新签订，此前的工龄清零。肖文彬不满工厂的霸王条款，在2011年年底毅然辞了工。

　　眼看着2012年的春节就要到了，肖文彬无法安心找工作。买了一张汽车票，肖文彬回到湖北老家。他老家是典型的“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面、道路和家园”的地貌结构，村子与村子之间往往是隔着一座山。从肖文彬的家去县城更是要翻过两座山，换乘两次车。

　　翌日，肖文彬跟着父亲上到村子背后的山坡上采摘橘子。山坡上的橘子树上结满了黄亮亮的橘子。

　　肖文彬无心欣赏这满山遍野的美景。他接过父亲递来的梯子，麻利地爬上去，头扬着，双手举着采摘橘子。很显然他好久没有干过农活了，半小时不到，肖文彬的脖子就开始感觉到酸楚，一直举着的胳膊也一阵酸痛。“以前老是抱怨在工厂里加班时间太长，可回到农田里干农活，觉得还是在工厂里舒服些。”肖文彬很快就被父亲叫了下来。

　　回到农村的肖文彬说他已经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一到晚上，村子就黑乎乎的，哪儿也去不了。肖文彬觉得还是东莞好，“霓虹灯有时比老家的白天还要亮。”

　　在东莞打工时，只要一有空闲，肖文彬就爱往网吧里钻。网吧离工厂的宿舍还不到百米。但回到了湖北老家，他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上网了。“更别提那些K T V和酒吧了。”在老家的那段日子里，肖文彬一直跟还在东莞的老乡们通着电话，聊着东莞的一些事情。

　　父亲一直劝说儿子留下，跟自己再去承包几座山头，扩大橘子园。肖文彬又拒绝了父亲。半年之后，待春耕结束时，肖文彬再次登上了南下东莞的大巴。这一次，他没有进工厂，而是在高埗裕元厂旁边开了家服装店。

　　与肖文彬同批离厂的十来名员工当中，几乎全部人都留在了高埗，要么进了其他厂，要么就在裕元厂附近接手了一栋出租房或者承租了一家小门店。

　　裕元厂改变了高埗村，也改变了这些外乡人的生活方式。

　　设厂往事

　　万人同时涌出裕元厂，于厂外一条狭长的街道上，排成了长龙，单车要想通过的话，除非扛着走。如此场景，已成往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高埗裕元厂的到来，让陈容容、陈文建、肖文彬这样的本地人和外地人，有了在城市里生存下去的机会。

　　现任高埗村村支书莫锦章曾是高埗村第一家外资企业毛织厂的技术员。在这家毛织厂里他工作了十多年。据他说，高埗村地处高埗镇中心区，辖区总面积2.7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1平方公里，户籍常住人口3300多人，外来人口最多时有十万人左右。

　　改革开放后，招商引资，在东莞各个镇街风起云涌。但对于三面环水的高埗来说，在1984年高埗大桥尚未通车之前，往来市区需要通过轮渡，交通成了招商瓶颈。

　　高埗镇经贸办副主任莫志良说，到1988年，高埗镇仅有为数不到10家外资企业，在东莞的32个镇街当中，排名靠后。那个时候，高埗依然以农业为主，相对落后。1988年，东莞市得知台湾的裕元集团要在大陆设立分厂，立即派人赴香港洽谈。

　　或许是从扶贫方面考虑，东莞市政府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给了高埗。高埗镇政府立即带着外经办的人赶赴香港，将裕元集团的人请到了高埗。莫志良说，来高埗之前，裕元集团已经去中山市考察过一番，对那边比较认可。这让高埗压力很大。

　　台湾企业家喜好风水，裕元集团来高埗考察，随行还带了台湾的风水师。

　　200米宽的东江南支流蜿蜒穿过高埗大桥，绕高埗村而过。高埗镇领导很有魄力地说：“随意挑，挑中哪块地，就给哪块地。”风水师很快就相中了位于高埗村的一块风水宝地。据高埗村村支书莫锦章说，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和水塘，不少本地人正牵着牛在耕田。

　　随着裕元厂的扩张，员工人数激增。工厂宿舍难以满足工人住宿需求，工人不得不外出找房子住。从1990年开始，沿着高埗裕元厂的围墙外，高埗村本地人开始大量兴建楼房，用于出租。等到1994年，高埗裕元厂想要扩大规模时，发现高埗村周边已经无地可用了。

　　“当时高埗裕元厂周边建的都是农民房，当地人不同意拆迁征地。”莫锦章说，高埗村只能忍痛割爱，将裕元厂扩张的机会，让给了附近的低涌以及上江城村。

　　暂时安心

　　曾经的10万人工厂，而今只留下4万来人。每当夜幕降临时，身穿裕元厂服的工人稀稀拉拉经过街道，陈文建都会忍不住怀念往日熙熙攘攘的场景。

　　高埗镇外经办副主任莫志良说，这是市场经济下高埗裕元厂必然的选择。“内地劳动力成本低，在高埗裕元厂，每个工人的平均月工资达到3000元，而内地只需1000多元。此外内地政府在招商政策上，也比珠三角一带优惠力度大，不少是免费提供土地，吸引广东的企业过去投资。”

　　据统计，过去十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大约增长了3.5倍，人民币累计升值30%左右。目前，以东莞工人月薪普遍3000元左右计算，印度尼西亚大约1800元，越南大约1500元。一个1万人的工厂，在大陆一个月仅工资就要多付1000多万元。而鞋产品在美国市场终端零售价过去几年没有太大变化，这决定了耐克等客户的订单涨价幅度有限，要求代工厂转移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最近几年，高埗镇方面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重申一遍：裕元鞋厂短期内不会搬离高埗。

　　其实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之前，裕元集团就开始重新布局，先后在江西、江苏等地设立分厂，将部分高埗裕元厂的生产线转移到内地去。“这些年，裕元集团在高埗厂的订单的确是每年以10 %的速度在下降，但总的来说，裕元集团的订单并未下降。”莫志良说。

　　生产线转移，工人裁减。莫志良认为这些变化对当地政府的直接影响并不大。“裕元厂每年给高埗的纳税总额一直持续在几百万元左右。影响最大的是附近的出租房和店铺。”莫志良说，当地政府也担心裕元厂的变动会给当地百姓生活带来震荡。“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高埗裕元厂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将不会裁减工人，总数将维持在4万人左右。”

　　得知高埗裕元厂不会再有大的变数，陈文建长舒一口气，“可以安心在此再做几年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