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家欢喜几家愁。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之后，多以当地最低工资为底薪的一线工人每月能多拿一两百元，但制造业的企业主们，尤其是附加值不高的工厂，则在发愁人力成本也要随之上涨，本就不多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被挤压

　　2014年伊始，深圳光明新区一家工厂老板郑然(化名)已经将工人的底薪提高了208元(人民币，下同)。这并非是他主动采取的动作，而是无奈之举。

　　郑然的举措是紧随一项政策的出台。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深圳人社局”)去年底发布2014 年最低工资标准，称从2014年2月1日起，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从1600元调整为每月1808元，与2013年相比提高13%。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6.5元，涨幅13.8%。

　　就在深圳人社局公布新标准的同一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去年全国共有2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7%；有17个地区制定了工资指导线，基准线普遍在14%左右。我国连续第9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后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近1900元。

　　几家欢喜几家愁。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之后，多以当地最低工资为底薪的一线工人每月能多拿一两百元，但制造业的企业主们，尤其是附加值不高的工厂，则在发愁人力成本也要随之上涨，本就不多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被挤压。

　　2014年最低工资标准出台

　　根据中国《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分为两种：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劳动者。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

　　目前，大部分地区2014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尚未公布。

　　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相对于其他一线城市来说，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近几年一直调得比较早，以前是在7月份开始上调，后来则提前至年初，北京和上海等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在结合本地情况之余，也可能会参照先公布的城市的标准。

　　除了深圳之外，长沙2014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已经公布。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明确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265元/月、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2.5元/小时，分别较上年上涨了105元/月和1元/小时。

　　如同很多制造业企业，郑然的工厂工人底薪就是深圳市的最低工资。2013年，底薪加上加班费，工人每月能拿到3000元左右。郑然估计，今年工人的薪水要涨到3600元~3800元。

　　“按照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加班费也变多了。2013年，平时的加班费算下来大约是12元/小时，周末则是17元/小时。今年每小时加班费将分别涨到15元和20多元。”郑然对本报记者说。

　　郑然的工厂于2009年创办，主要生产工业设备用的连接线，出口至欧美。最初有100名左右的工人，但是一次淡季时订单锐减，人工成本却居高不下，导致工厂连续亏损了两个月，直接亏损30多万元。痛定思痛之后，郑然裁掉了一大半工人，始终控制在30人左右，旺季时至多增加10人，目前工人的流动性并不大，这让他在面对用工荒的大环境时心里很踏实。

　　但是他担心，如果不上调最低工资的话，工人可能会流失，重新招工也会比较困难。

　　人力成本上升20%

　　近年来，各地一直连续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国有24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2012年有2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0.2%。

　　2013年，2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最高的当数上海。2013年4月1日，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从1450元调整为1620元，增加17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12.5元调整到14元。

　　翟玉娟表示，北京和上海等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是指到手的净工资，而深圳的最低工资则包括了个人所交的社保。按照最低工资来计算的话，2013年非深圳户籍的劳动者每月社保大概要交100元，本地户籍的要交200多元。

　　在翟玉娟看来，深圳2014年这一最低工资标准还是稍微有些低，她曾希望能提高到2000元。“今年的赡养系数还未公开，但根据往年公布的数字，估计是1∶1.8。”

　　她解释道，劳动者拿到工资之后，不可能仅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家庭。1∶1.8的赡养系数意味着最低工资(不含社保)要除以1.8之后，才是个人的消费，这也意味着深圳月薪为1800元左右的劳动者一个月可消费的金额不过七八百元。

　　对于郑然来说，利润空间压缩则是他焦虑的问题。他们产品的附加值较低，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对其影响颇大。2013年，人力成本占郑然工厂总支出的40%，2014年，郑然估计要达到50%~60%。“对于利润更薄的工厂来说，有可能会撑不下去了。”他叹息道。

　　倒逼转型

　　即便是非生产型企业也已感受到压力。深圳龙岗区一家出口电子产品的中小型公司负责人胡彪(化名)担心这会增加应聘者对工资的心理预期。他说，2013年招人时，应聘的业务员可能会要求底薪是3000元，现在最低工资调到1800元了，业务员可能会问，“我的底薪是不是也要加一些？”

　　在过去几年，胡彪备受招聘难的困扰。“不是没人来应聘， 而是他们要求的底薪太高，开口就是四五千，要求2000多元底薪的很少见。”胡彪叹息道，“他们可去的中小型企业太多，选择也太多。”

　　虽然他在招聘时竭力告诉应聘者，做业务的主要靠绩效拿薪水，但是应聘者们仍然期待高底薪。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副所长左晓斯告诉本报记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积极意义在于让低收入劳动者享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对于微利企业来说，可能会有点不公平。“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淘汰该类企业，或是倒逼企业转型。”

　　翟玉娟则认为不应该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应该还有其他的基本权利，如谈判权，仅靠最低工资的话，不一定是件好事。“设立最低工资标准的话，无论是盈利100%的企业还是盈利10%的企业，都可能按最低工资标准来给工人发工资。”

　　翟玉娟称，今年13%的增幅应该是根据十八大提出的至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来确定的，预计未来几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幅还将维持这一水平。

　　郑然表示，同类产品厂家太多，客户不会接受涨价。他想转做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但一时还找不到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