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存”、“积”、“蓄”等在中国古代象形文字中包含谷子、田地、丝线和孩子的象形。与之相对的是，“债”字是一个人站在一堆作为货币的贝壳旁边，可以想象这个人是非常无助的——这就是古代版的“我欠你”(IOU)。中国人用“千金勤中寻，富贵俭中藏”来教导孩子，用“早睡固然省蜡烛，多添子嗣不足取”幽默地劝诫成年人。

　　金钱，或者说缺钱，也是中共30余年前决定将经济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的一个主要动因。当时中国的资金极其吃紧，1974年邓小平（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打算带一个代表团访问联合国(UN)，他发现国库里只有3.8万美元外汇能用于支付盘缠。

　　那么，既然中国不乏警示人们小心用钱的谚语，为何中国政府过去5年来在财政支出上如此严重地偏离了克勤克俭的正道呢？政府、公司和家庭的负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大幅增加至240%，相当于金融危机时的两倍。

　　诚然，这样的比率跟一些西方国家比起来仍不算离谱：美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为322%，爱尔兰为逾400%，希腊和西班牙则均为300%左右。但中国债务水平的增速则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此外因为中国利率提高（按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的估算，平均为7%），使得偿债成本增加的速度远高于其他债台高筑的国家。

　　今年中国应还利息约为1.7万亿美元，比印度去年的GDP总额（1.87万亿美元）低不了多少，高于韩国、墨西哥和印尼的GDP。

　　讽刺的是，疯狂支出导致债务激增发生在中国政府倡导回归节俭的传统美德之际。金融危机期间主政的胡锦涛任内，中国各地的城市里立起“八荣八耻”宣传板，告诉人们“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快脚步，进一步推出了全国性的倡节俭运动。

　　中国政府为何这么快借了这么多钱，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是，它没有多少别的选择；债务反映的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付出的代价。2008年，美国需求大幅减少，重创中国出口行业，让约3000万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失去了工作，迫使中国政府推出刺激项目，从地方政府证明自己“天赋使命”的雄心中吸取动力。

　　北方某省原本寒酸的省会出了名，因为该市建成了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单体建筑，用作政府办公楼。新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桥梁和工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冒出来。《财新》(Caixin)杂志称，在2008年至2012年之间，中国建成了约9700平方公里的新市区，相当于约25个底特律那么大的城市。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每平方公里居民数量少于1000人的“鬼城”，凸显出地方政府的大手笔支出是如何超过了实际需求。

　　这股支出热潮的大部分账单都被记到了地方政府以及数千个地方融资平台的头上。确实，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和或有负债，以及生产助长了建设热潮的钢铁、水泥和设备的重工业企业的负债，构成了中国总债务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但除了刺激增长势头减弱的经济恢复快速增长之外，中国债务的增长也缘于经济竞争力的衰减。因此，当中国官员上周宣布季度GDP同比增速创下5年来最低纪录7.3%时，他们警告称，世界应准备好接受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新常态”。他们未暗示到的一点是，未偿债务带来的汹涌暗流正日益成为削弱中国商业活力的主因。

　　企业会受到影响，是因为根据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的估算，如今有约32%的新增信贷被纯粹用于偿还现有债务的利息。消费者会受连累，因为整体偿债支出如今花去6800美元人均年GDP中的大约1290美元。地方政府仍然是主要投资主体，它们也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从财政部上周提议允许它们借新还旧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惠誉认为，上述压力加起来，导致中国这个史上最伟大的增长神话之一出现决定性拐点。中国将挥别逾30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2%的快速“赶超”阶段，进入逐步放缓的信贷驱动增长阶段。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掌控局面将是不易的。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