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介绍：华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彪)

　　最近一段时间，APEC会议成为毫无争议的关注焦点，会议主题定为“亚太新愿景：创新、互联、融合、繁荣”。从走新路的角度看，对中国经济体而言，如何开拓自己的经济后花园，获取一个稳定的后方，就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之道，依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应汲取日本等国经验教训，打造一条横跨亚欧的经济新版图。
　　
　　最近一段时间，APEC会议成为毫无争议的关注焦点，会议主题定为“亚太新愿景：创新、互联、融合、繁荣”。会议开幕后，大家对区域合作的讨论逐渐升温，甚至一度听到“马歇尔计划”这种极富煽动性的描述。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脑子里一定充满了疑问：互联互通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带一路意味着什么？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一带一路啥关系？从中国梦到亚太梦，咱们究竟想做什么？

亚太迈入习时代

　　足够了解情况的人，看习大大讲话就好，答案都在系列讲话里摆着呢。

　　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发表《联通引领发展 伙伴聚焦合作》主题演讲，一天后，习近平主席发表《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系统阐述了亚太一体化和互联互通这两大命题。

　　对情况及来龙去脉了解不够的，咱们就绕个大圈，从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开始聊起，喝一杯清茶，听俺慢慢道来。

　　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贴着善于创造经济奇迹的标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句话，可以改头换面套用到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不到35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每个人，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在成长和变化，资本主义也不例外。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一方面它的发展导致了繁荣与萧条的交替，改造了现存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这种由不断创新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结果，却不可避免地使它本身陷入困境，走向没落[1]；事实上，资本主义在它过往两百多年生命里，历经无数次内战外乱，不断以版本升级的方式在成长和蜕变。

　　美国，无疑是其中的典型。

　　对此，王健曾经有段很经典的论述：“一般而言，本国储蓄不足会导致贸易逆差，如果没有足够的外资流入就必须动用外汇储备，如果外汇储备告罄就必须限制进口，强制实行贸易平衡。但对于拥有国际货币地位的国家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从理论上讲，只要世界各国接受本国货币作为交换和储备货币，即便是本国的净储蓄为负值，只要在全球范围内储蓄是稳定和增长的，就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满足进口需求，而不会由于本国过度发行货币而引发本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实际是利用本国硬通货的国际地位，向接受这些货币的国家征收“铸币税”。在此条件下，必然是利用国际收支经常项下的逆差向世界输出货币，购买本国所需要的商品。在美国，虽然90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达10年的高增长，但国民总储蓄率却从1990年的19%下降到1997年的16%。从居民储蓄率看，1990年为6·8%，1995年已降到3·8%，1999年竟降到－1%。在此期间，贸易逆差也从1990年120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500亿美元。在这一期间，由于美元的强势沉重打击了本国的制造业，进口消费品几乎占到本国居民全部消费的40%，而自1995年以来，美国每年所吸纳的世界净储蓄份额平均在三分之二以上，最高的1999年竟达72%！”

　　你看，以动荡的70年代为分水岭(亲，还记得第四次中东战争么？)，最初以实物商品生产和销售为主的盈利模式，发展到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为核心的盈利模式。其最主要表征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变更，在实物商品生产和销售为主的时代里，国际汇率制度只是国家对外贸易的附着品，需要一个稳定的汇率环境，所以才会有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安排(布雷顿森林体制是集大成者)。在以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为核心利益的时代里，实物商品制造国需要盯住式的汇率制度安排(这也是过去三十年人民币(6.1187, -0.0008, -0.01%)盯住美元的根本原因)，但对于主导全球金融秩序的核心国家而言，固定汇率制度和官定利率制度无疑是不利于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及择机获利的，所以呢，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在欧美的联手推动下，逐渐成为主流模式。

　　从商品制造阶段到储备货币阶段，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的升级路径。好了，问题来了，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或者说，人家为啥要你把你家央行[微博]印出来的钞票当成储备货币呢？

　　答案就在你能影响和控制多大规模的经济区域。

　　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在战后大规模重建计划(包括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上，欧洲和日本经济区成为美元的最坚定支持者；

　　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在欧洲一体化的基础上，整个欧洲区都是欧元的最大支持者，法国和德国传统的从属国们也鼎力支持；

　　日元成为全球前四大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在70-80年代“亚洲经济圈”的基础上。甚至可以设想，倘若“雁行模式”的“亚洲经济圈”顺利诞生并成为全球第三大一体化区域的话，日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占比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仅为区区个位数；

　　为何各国都在不约而同地采取区域一体化作为增加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路径呢？

　　答案可以套用克强总理喜欢说的那句话：这是既利当前，更利长远的措施。一方面，这是老路走下去的办法，区域一体化有利于拓展出口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另一方面，这是新路走起来的措施，区域一体化到最后，一定是货币和金融一体化。

　　回顾历史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确切的说，是为了更加清楚的了解中国当前所处的位置：对于尚处于初级阶段，以实物商品制造和销售为主要盈利模式的中国经济体而言，市场才是生命线，当然，如果可以向上攀登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话，我们也举双手欢迎。

　　从走老路的角度(获取实物商品制造带来的利润)看，过去几年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外部市场环境，不容乐观。

　　以欧美为例，主要发达国家过去两年经济明显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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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起来，中国的出口一直没有起色，考虑到出口数据可能存在水分，比如出口骗退税的啊，比如各地为完成GDP目标注水出口的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广交会的数据可能更加真实一些。而广交会成交金额告诉我们，2011年以来，出口增速就陷入负增长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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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从走老路的角度看(赚取实物商品制造带来的利润)，对中国经济体而言，只要你还想维持一个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何开拓外部的基础资源及市场，就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之道，应该就在区域经济一体化。

　　从走新路的角度来看(谋求获取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人民币国际支付全球货币排名最能说明问题。算起来，我们已经连续9个月止步于第七名。更悲催的是，中间某个月一度回落至第八位。要知道，从2011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推进，最长一次裹足不前，也不过4-5个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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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从走新路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谋求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对中国经济体而言，只要你还想维持一个较快的对外推进速度，如何开拓自己的经济后花园，获取一个稳定的后方，就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之道，依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

　　日本上世纪70年代的经验告诉我们，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是古人说的那句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到苹果园里摘苹果的时候，第一轮摘掉的必然是低垂且成熟的果实。等到容易采摘的果实被摘完，轮到那些长的高你手够不到的果实，这时候，就需要梯子。几乎所有国家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从轻轻松松就把出口的钱给赚了，到费心费力到出口的钱给赚了。以日本为例，经历了高速增长的60年代(年均GDP增速高达10.55%)，进入70年代，初步完成工业化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中速区间(年均GDP增速5.2%)。内需减弱的时候，日本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必须开拓外需和原材料市场，于是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应运而生：

　　1970年，年度对外“经济援助”11.52亿美元；

　　1973年，三年翻倍，年度对外经济援助超过20亿美元；

　　1978年，五年再翻倍，年度对外经济援助超过40亿美元；

　　这些钱被拿来干嘛了呢？开路，确切的说是打开亚洲国家大门的买路钱。举例而言，1970年，日本政府的双边“发展援助”近98.3%集中在亚洲。到1979年的时候，日本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发展援助”国，仅次于美国、法国和联邦德国(那时候柏林墙还没倒下咧)。

　　你必须承认，通过国家经济援助打开大门的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国家队的作用在于攻坚克难，潮水般的私人资本才是开疆拓土的主力军。70年代末，一个关键性标志出现：私人资本长期输出从1978年开始第一次超过了国家资本，占比跨越50%红线。短短八年后，当1986年来临的时候，日本私人资本输出占比已然高达97.6%。

　　私人资本为啥这么积极呢？还是为了市场。日本刊物《东洋经济》1987年7月1日刊文统计：日本国外当地法人的调查显示，投资的目的是扩大第三国市场销路的动机占比最高，达48%。

　　从打开销路这个初衷开始，干着干着，日本政府忽然发现，从经济上统治亚洲已经逐渐成为可能。尤其是经历了80年代大规模私人资本输出之后，日系产业资本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亚洲各国的经济血脉中去。于是，“雁行模式”被提出来，日本人开始憧憬“东亚经济圈”的美好蓝图。

　　所谓雁行模式，说白了，就是把日本出面整合亚洲各国的产业分工，已经成为落后过剩产能(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四小龙成熟后，再转移至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亚洲国家被人为分成等级鲜明的三类国家：

　　雁头，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日本

　　雁身，资本密集产业：四小龙

　　雁尾，劳动密集产业：东盟诸国

　　当我深更半夜码字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产生出一种对宿命的敬畏感。或许，真有所谓国运的东西。倘若没有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本就不会选择饮鸩止渴式地吹起房地产泡沫；倘若没有1992年地产泡沫破灭，日本倡导的“东亚经济圈”或许早已成为现实，而在东亚经济圈的框架里，中国永远不可能获得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机会，进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需要感谢美国。因为，没有美国，不会有92日本泡沫破灭和97金融风暴，也就不会有中国加入WTO[微博]成为世界工厂，更不会有今天的盛世。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需要警惕美国。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在重蹈30年前日本的覆辙。30年前，当日本人经过十年准备，决心出手整合亚洲经济版图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它会成为被打压的对象。因为，全球储备货币王座上的那位，不会认为你仅仅想把老路(赚取实物商品制造利润)走好，而是认为你在奔走相告积极走新路(谋求国际储备货币份额)。而我们都知道，全球储备货币份额，从来都是零和博弈。你每多拿走一个百分点，都意味着有人要让出百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无论“一路一带”还是“亚太经济一体化”都很重要。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宏伟的蓝图，我们设想从亚洲出发打造一条横跨亚欧的经济新版图。但是，古人教导我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的时候母亲也告诉我们饭要一口一口吃，才不会噎着。

　　而这个“足下”和“第一口”，恰好对应着三个区域一体化：

　　东北角：中日韩朝俄对应的东北亚一体化，从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开始突破。事实上，今年7月份，习大大打破外交惯例出访韩国，其中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为了中韩自由贸易协定。APEC会议期间，中韩官员没日没夜商讨相关细节，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和韩国总统朴谨惠举行首脑会谈，如果顺利的话，双方有望宣布谈判成功。中韩自贸协定只是一个支点，从这个支点出发，我们可以撬开东北亚一体化的大局面(提示一下，以运货的港口和运人的油轮线路为代表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受益类公司或有机会)。

　　南边：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重点建设中巴走廊、孟中印走廊、中新走廊。

　　西边：重点落在在中国-中亚区域一体化上，涉及国家主要包括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打好基础后，再徐图新欧亚大陆桥和中伊土走廊。

　　有了目标区域，如何发力呢？很简单，三步走：

　　第一步，要想富，先修路。“路”泛指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电力和通信)先行，没钱怎么办？亚投行给你贷款(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中国拟出资一半)，考虑到亚投行毕竟是多边机构，人多嘴杂意见纷繁难免怎么办？咱们再拿出400亿美元来，搞一个丝绸之路基金。外汇储备放在手里只能买美国国债，还不如拿出一小部分来扎扎实实推动区域一体化，认为这种做法是败家子的，请自觉参阅前文日本当年做法。


　　受益标的：港口类上市公司、建筑工程类上市公司、电力建设类上市公司、铁路设备生产商、电力设备生产商、电信设备生产商、电信设施工程企业。

　　第二步，修好路，开工厂。大规模产能转移的过程中，优先受益的一定是过剩产能产能行业，其次受益的是已经逐渐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未来不断收紧环保标准和执法力度，污染密集型企业也会加入产业转移的大军。

　　受益标的：钢铁、水泥、电解铝、船舶、光伏、纺织服装等轻工业、部分化工；

　　第三步，金融企业大规模对外扩张，中资银行、券商、信托和保险的旗帜飘扬在几大区域。

　　受益标的：券商、银行、保险、信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