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联储完全退出QE，以及预期中的加息，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可能都将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全球范围内的通缩正在到来。虽然在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央行向经济体注入了天量的流动性，但依然难改变长期通胀预期持续下滑的趋势——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一数值自今年二季度起一直在下降；甚至在中国，在经历了早些年的通胀后，物价水平也持续低迷了两年，并且有可能继续保持。

　　全球性的通缩是复杂因素作用下的综合性结果，反映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并未如预期中那样顺利。中国的产能过剩与债务问题，欧洲债务危机后漫长的经济萧条，日本质化量化宽松面临的政策失败，以及美元流动性的收缩，均可视为这场通缩的肇因。归根结底，在上一轮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并没有寻找到更新与更有力的增长点，经济复苏始终低于预期。当总需求长期低于经济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形成负的产出缺口时，具有破坏力的通缩就产生了。这促使企业削减产品价格和工资，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地削弱总需求。

　　高企的政府与企业债务使得这一循环更加糟糕。当价格和收入下降，债务的实际负担上升，促使债务人削减开支以支付债务（财政紧缩），令事态雪上加霜。这一造成经济病态的循环模式在美国大萧条期间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被称之为“债务通缩”。对此，各经济体的做法是通过货币发行刺激通胀，在流动性泛滥中将问题向后拖延。如今，流动性面临退潮，深层次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投机性因素的推波助澜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通缩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

　　在这场连绵的通缩中，央行的角色十分尴尬。一般认为，低利率与多发货币将刺激通胀回升，这也是各主要央行先后量化的理由。但实践证明，这些新注入的流动性多涌向了资本市场，推高全球资产价格，但在信用与通胀创造方面却无能为力。尽管美国的三轮量化宽松向金融系统注入了新创造的数以万亿的美元，其核心通胀率仍然只停留在1.5%，日本“安倍经济学”在刺激通胀方面的失败，更加清晰无误的指向了这一点。问题的实质始终在于，新发的货币在扭曲的经济结构下，并没有真正创造出有效需求，而只有填补上负的产出缺口，全球性的通缩才能出现实质上的好转——而这并非央行所长，需要更加深刻的改革。

　　新的增长点，新的有效需求在哪？或者我们更应该询问，经济发展中的需求都被满足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环顾全球，贫困问题虽然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但绝对与相对的贫困依然广泛存在，即使在发达国家，贫富分化也是难以回避的问题。如何改善贫困国家与地区的生产生活质量，将这部分需求，通过外来投资，转化成为有效需求，将是走出全球性通缩的唯一办法。这一点，早已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证明，现在则需寻找中国之后的具有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与群体，为之提供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投资。

　　从这样的角度看，中国政府牵头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及丝路基金等机构，将对世界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是后发国家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之一，但这还远远不够。除了硬件方面的建设，亲商的制度环境、有效的政府治理、产业梯度转移以及对于教育的持续投资，也是后发国家与地区亟需的要素，而这并非花钱就能见效，需要全球性的合作，持之以恒的投入，以及各国政府对于本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注。尤其是后者，“马歇尔计划”不能只盯着国际上，更应当防止“灯下黑”。

　　负的产出缺口正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具有破坏性的通缩，需要通过全球合作，改变这样的前景。对于后发国家与地区的投资将是创造新的有效需求的唯一途径，这需要各国政府与企业拿出实际行动来，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加大软硬件方面的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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