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的教科书告诉我们，货币是一种储值手段。在后雷曼(Lehman)时代，货币更像是一种公共政策工具。过去7年里，各央行像变戏法一样发行了超过10万亿美元的货币。然而，繁荣依然没有到来。

　　大量的新发行货币与超低的债券收益率并存，这就是2015年不合逻辑的金融局面。如果今天的资本管理者不重视这些问题，它们或许会在明天给他们制造麻烦。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债券之年。投资者为暴跌的利率和欧洲央行(ECB)推出货币刺激方案举杯相庆。虽然他们渴望获得金钱回报，但他们并未好好思考金钱的本质。

　　在即将到来的数十年里，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几年前，一位英国《金融时报》的读者把这个问题挑明了。这位来信者写道，他终于明白了“量化宽松”的含义，也就是用新发行的货币购入债券。但他不再理解的是“金钱”这个词的含义。
　　他的疑惑蕴含着智慧。债券是一个日后偿还金钱的承诺。当这种金钱的性质和数量都受政府操控，这个承诺的价值理所当然就会受到质疑。今天，它不仅未受质疑，恰恰相反，国债收益率或许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也就是说国债价格或许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美国，国债收益率已连续下跌了33个年头。而在19世纪的英国，金边债券收益率曾连续下跌了80年。收益率连续数十年下跌，人们开始掉以轻心。1891年，德比勋爵(Lord Derby)力劝一位准备给伦敦大学(London university)捐款的人，用低收益率的英国永久国债来捐赠，这种国债的利息用英镑支付，而英镑能以法定的固定比率兑换成黄金。“2.5%（的票息率）是永久的，”这位勋爵劝告说：“这笔钱不会磨损也不会锈蚀，社会主义者也几乎不可能冲进来偷走它们，虽然后一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仅仅过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把金本位制赶下了历史舞台。20世纪20年代，各央行开始涉足“价格稳定机制”。到30年代，各国政府搞起了竞争性货币贬值。到40年代，这些政府压低利率，以筹措战争经费。1946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休•多尔顿(Hugh Dalton)成功地把一笔利率为3%的地方债券股转换成一笔票面利率为2.5%的永久国债，这笔国债从1975年起可平价赎回。

　　“我们到达了一个里程碑，”多尔顿欢呼，“英国政府以往发债从未以如此低的利率借到这么多钱，偿还期限还这么长。”

　　到1975年，通胀已掏空了这些债券的价值，以至于它们的收益率（与债券价格成反比）达到了15%。

　　现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则正准备再来一场“乾坤大挪移”。不久前，英国财政部公布了为以前的“战争债券”再融资的计划，这些战争债券发行于1917年（票息率为5%）。

　　奥斯本表示，事实上当前的收益率是如此之低，以至于有一天，英国所有的未偿付永久债券（其中包括为筹措1946年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国有化所需资金而发行的）或许能够在实现盈利的情况下进行再融资。奥斯本宣称，这是“我们的财政信誉的表现，对这一代纳税人来说是一桩好买卖”。

　　我则把这看作在金钱上轻信的表现。对之前一代代心怀信任的投资者蒙受的损失，奥斯本选择一带而过。英镑（与其他几乎任何一种纸币一样）已经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熊市。以零售购买力来衡量，英镑价值自1917年至今已跌掉98%。

　　今天的债券持有人的后代在阅读2008年后的货币政策史时将会十分吃惊。他们将惊异于一个不去教堂的民族对央行银行家神秘威力的信仰。他们将哀叹于财富的毁灭，他们的祖先将这份财富以勉强为正值的利率（瑞士、德国和日本的实际利率则已为负值）托付给不负责任的政府。

　　激进货币干预的病毒已经进入到世界政治的血液之中。在美国、英国、欧盟(EU)、日本和瑞士，量化宽松和零利率已经被视为主流的央行信条。

　　迟早，会出现一场衰退和一场有害的股票熊市——事实上这类事情一直反复出现。届时央行银行家们将如何应对？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更甚于当年的所作所为，那他们将来会对你的钱做些什么呢？

　　作者是《格兰特利率观察家》(Grant’s Interest Rate Observer)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