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经济学人》封面用一尊墓碑的特写，纪念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下称“欧共体”)的25周年诞辰，上书“生于1957年3月25日，垂死于1982年3月25日”。在内文中，《经济学人》抨击了欧共体的制度弱点，哀叹人们对欧洲一体化与日俱增的失望，并警告了可能出现的英国退出。

　　仅仅3年后，法国前财长德尔洛成为欧共体委员会第八任主席，为欧洲一体化打了一剂强心针。他致力于创建欧洲单一市场，在获得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支持的同时，为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铺平了道路，该条约为欧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在德尔洛的10年任期内，欧盟强化了机构设置，把权力拓(46.27, -1.06, -2.24%)展到新的政策领域，并迎来了5个新成员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民调显示70%的欧洲人赞成加入欧盟，反对者还不到10%。10年间，欧洲一体化已经从坟墓中复活，欧盟证明了自己的韧性。

　　当欧盟的丧钟如今再次被敲响时，这是一种令人好奇的历史记忆。有人列出了与当年类似的凶兆，包括选民对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失望，以及失去英国的危险。悲观者遍布欧洲，如极右翼的欧洲怀疑论者、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他在2013年10月宣称欧盟将会“像苏联一样崩溃”；又如左翼的欧洲支持论者、德国前外长费舍尔，他最近预警了欧盟解体的危险。

　　此时此刻，欧盟的确有令人担忧的理由。一方面，持“欧洲怀疑论”的政党在2014年5月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再进一步。另一方面，欧盟一直站在通货紧缩的悬崖边，随时面临“三底衰退”，经济增长乏力，南欧地区的失业水平在创纪录高位徘徊。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再将欧盟与自由和机遇联系起来。与此相反，他们把金融危机、长期失业、民主缺失归咎于欧盟。而欧盟在面对乌克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软弱，更加剧了人们的忧虑。

　　想要扭转欧盟的命运并不容易，但仅仅看到困难却不足取。一系列因素，包括强势的新领导人、新经济政策共识的逐渐形成，以及日益严重的内外威胁，给欧洲提供了重振联盟、调整政策、重获公众支持的良机。为实现这一重大转变，欧盟必须首先整顿经济秩序，聚焦经济增长，并修复货币联盟背后的治理体系。欧洲领导人还必须在安全问题上采取更加坚决和统一的立场，从而加强欧盟的地缘政治作用。此外，欧盟必须再度证明自己是经济和政治自由的堡垒，不仅维护欧元体系的完整，更要捍卫维系其成员国的民主价值观。所有这些都是能够做到的，如果顺利的话，欧盟的未来将会美好得多。

　　强势的领袖

　　最近的事态发展，营造出一种少见的政治乐观氛围。首先，欧盟一批新领导人有望成为德尔洛时代以来最强势的领袖。其中最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容克。这位喜爱干邑白兰地的卢森堡人一直被批评为欧盟内部的保守派，不被看好能够重塑欧洲。但容克能够化此劣势为优势。他丰富的阅历——可能比任何活着的人参加过更多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使他比前任巴罗佐更有可能帮助欧洲决策者打破僵局并达成协议。

　　容克还一直享有欧洲各国普遍的尊敬与支持。作为欧元集团的前任主席，他曾协助各国应对欧债危机。再加上他是欧盟历史上第一位由欧洲议会投票通过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因此获得了欧洲议会的明确授权，比前任更有可能影响欧盟决策。

　　此外，容克体现出明智的中间派立场，一直在博弈中推动着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事实上，在欧洲议会中的左翼人士科恩-班迪(DanielCohn-Bendit)看来，容克可能是“最社会主义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在工作中，他将获得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支持，委员会中有更多重量级的政治家，包括9位前首相(总理)或副首相(副总理)，以及19位前内阁成员。

　　同时，欧洲理事会主席则由波兰前总理图斯克出任。相比不起眼的前任范龙佩，图斯克要强势得多。图斯克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屈指可数的获得连任的欧洲领导人。在连任后，尽管欧洲经济普遍疲软，他却继续带领波兰实现了三年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他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良好的工作关系，点燃了外界对于“图斯克尔”(Tuskel)将比当年的“默科齐”(Merkozy)更有可能维持欧洲团结的希望。

　　这些新领导人开始掌权之时，正值关于欧盟新的经济共识最终形成。由于担心通货紧缩和另一场衰退，欧洲决策者开始重新审视紧缩政策，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是这一新共识的代表人物。他在去年8月表示，欧洲各国政府应该与银行合作，共同鼓励消费和投资。这一观点被冠以“德拉吉经济学”(Draghinomics)之名，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内外的动力

　　内忧外患也令欧洲重新焕发了团结意识。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年中，欧洲各国反复承诺整合安全和防卫政策，却从未付诸实践。讽刺的是，在所有人都失败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成为最终促成欧洲防务合作的人。

　　另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是，欧洲的团结获得了美国的全力支持，这与12年前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转变。当时，大西洋两岸对伊拉克战争看法不一，华盛顿的行动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分歧。如今，美国对于欧洲安全的新措施，则基于两大口号：资源共享与责任共担。

　　正如乌克兰危机促使欧洲国家靠得更近一样，英国退出的危险，也有可能最终巩固整个联盟。

　　英国首相卡梅伦曾承诺，如果保守党赢得2017年大选，将就英国退出欧盟的问题举行全民公投。但即便公投举行，英国退出的可能性也很小。退出欧盟不仅对英国经济不利，也会让苏格兰独立诉求死灰复燃，因为苏格兰是英国各地区中最倾向于留在欧盟的。卡梅伦真正想要的是：在公投前游说欧盟，以获得更大的让步。容克、默克尔和图斯克均已强调，只要不涉及欧洲人迁徙自由的问题，他们乐于讨论英国的忧虑。

　　如果卡梅伦能为英国争取到足够多的让步，那这一公投就将以进一步巩固欧盟落幕。届时，投票将在拥抱欧盟的热烈气氛中展开，卡梅伦将称赞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好处，其他欧洲领导人也会深情恳求英国人留在欧盟大家庭中。各国政府将不再为了转移视线而对布鲁塞尔百般指责，同时也会提醒欧洲人，别忘了联盟带给他们的好处。

　　“三支箭”策略

　　要抓住机遇强化联盟，欧盟领导人必须重振欧洲经济。

　　首先，欧洲决策者应将经济工作的重点，从紧缩政策和财政纪律转移到投资和增长上来。新证据清楚表明，过度的紧缩政策将会加剧经济衰退。即便是向来提倡控制政府支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曾批评欧盟对于财政紧缩的追求过于教条主义。事实上，德国的僵化立场目前看来日渐孤立。迫在眉睫的通货紧缩和疲弱的经济增长，将令财政保守主义略微松动。

　　为了逆转紧缩政策，欧盟领导人或许可以学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三支箭”策略，结合货币扩张和财政刺激两个短期工具，以及结构性改革这个长期工具。

　　在货币政策方面，德拉吉已经射出第一支箭。去年10月，欧央行开始实施一轮面向私营部门的量化宽松(QE)，通过购买银行资产向经济注入流动性。这些措施最初让部分投资者感到失望，他们担心欧洲市场上根本没有足够的资产可供购买，希望欧央行能够承诺购买主权债券，这是一个更为激进的选项。德拉吉已于今年1月22日宣布扩大资产购买规模，将购买欧元区国家发行的国债。资产购买计划表明，欧央行已经决定果断采取措施，刺激欧洲经济。

　　然而，仅仅依靠量化宽松并不足以复苏经济，必须配合第二支箭：可直接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比如容克提出的3000亿欧元投资计划，将通过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拉动总需求。但是，决策者必须在国家层面采取更多行动。欧洲北部实力较强的经济体，尤其是德国，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刺激需求，允许国内工资增速高于欧洲其他国家。

　　最后，欧盟各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射出第三支箭，放开劳动力和服务市场。这些措施将增强企业聘用和解雇员工的灵活性。政策转变将不可避免地给既得利益者和受保护部门带来痛苦，这也正是这些措施难以落实的原因所在。然而，艰难的改革，在经济增长的气氛中更易推进，财政刺激则有助于营造这样的气氛。

　　坚定的欧元

　　欧盟领导人同时必须恢复外界对欧元的信心。

　　从一开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在一些重要方面就是不完善的。欧元的出现，统一了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这一割裂，使得成员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时难以协调对策。此外，虽然单一市场允许银行提供跨境金融服务，但监管的责任却落到了各国政府头上。这一缺陷，在金融危机威胁到银行流动性时体现了出来。

　　为了应对欧元区治理的缺陷，欧盟领导人做出了一系列改革，但许多工作仍不完善。尤其是欧盟打造的银行业联盟，在潜在的冲击面前显得十分脆弱。欧盟现在要做的，是完善这一联盟。欧盟应该考虑引入共同的存款保险制度，并为危机中的银行加快建立紧急信贷工具。这些措施有助于将欧盟的公众形象，从紧缩政策的执行者，转变为财富的保卫者。

　　过去三年，欧盟在塑造银行业联盟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步伐：它赋予欧央行监管各大银行的权力，并建立处理倒闭银行的单一清算机制。但迄今为止，欧盟仍未建成一个集中的存款保险体系。此外，单一清算机制仍不完善，其机制太过复杂，难以有效处理大型银行倒闭的问题。这些措施也遭到了以德国为首的国家的反对。欧元区的捍卫者应该就此强调，一个稳定的货币联盟，必然需要一个银行业联盟，并拥有共同的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共同的财政保障，这也是符合德国利益的。

　　最后，从长期来看，欧盟应该考虑发行数量有限的欧元债券，使欧元区各成员国共担债务。默克尔和德国财长朔伊布勒一向反对此举，将之称为“债务联盟”。诚然，即便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欧元债券，也将造成一些道德风险，但支持者必然会强调它的诸多潜在好处。欧元债券将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加强欧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提高欧洲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并为欧元区提供危机时刻迫切需要的共同安全资产。这些好处，远远大于潜在的代价。

　　价值观堡垒

　　即便欧洲国家加强了经济合作，它们也必须牢记，捍卫欧洲价值观与确保金融稳定同样重要。“欧洲晴雨表”(欧盟委员会官方民调机构)调查显示，尽管对欧盟的不满情绪渐长，但仍有超过70%的欧洲人希望欧盟能够采取共同的安全和防务政策。然而，各国政府至今仍旧忽视公众意见，只把国内的军事工业利益放在首位。

　　讽刺的是，英国谋求就其成员国地位与欧盟重新谈判，可能为打破僵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欧洲领导人考虑英国诉求的同时，他们应该鼓励英国在外交和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在军事预算持续萎缩之际，既能节约开支又能确保领导地位的前景，将令英国难以拒绝。

　　更重要的是，没有英国，就没有可靠的欧洲安全及防务政策。英国仍旧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有法国能够匹敌)。如果伦敦能在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将抵消它在其他一些欧洲事务上的消极影响。

　　对欧盟来说，来自内部的威胁，甚至可能比外部更大。一些欧盟成员国近几年来经历了民主倒退。

　　欧盟本身作为一个民主价值联盟，一贯被视作自由的堡垒。但如果欧盟允许哪怕只是一个成员国走向专制，这将不可逆转地削弱欧盟的价值意义。

　　欧洲的重生

　　过去数十年，怀疑论者为欧盟策划了无数次葬礼，但一次又一次地，欧盟拒绝死去。面对最近也是最为深刻的一轮危机，各国政府再度选择重申并巩固承诺。然而，欧盟迅速膨胀的权力，引发了一系列具误导性且适得其反的政策，降低了公众支持度，并让欧盟陷入困境。如今，欧洲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欧盟的众多成就，或将此视为理所当然，还把欧盟与经济上的痛苦和不负责任的领导等同起来。联盟尚在，魅力尽失。

　　在危机中得过且过的策略，已经把欧盟弄得精疲力竭。从一个灾难倒向另一个灾难，严重损害了布鲁塞尔以及各国政府的信誉。现在是时候采取大胆且影响深远的行动了。为了真正的欧洲重生，为了适应21世纪，欧盟领导人必须自信地重申——在经济上、在安全上，以及在价值观上，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会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