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古代中国的丝绸制品更是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东西方商贸交流。从汉代起，中国的丝绸便不断地大批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产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路，曾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之为“丝国”。

　　杭嘉湖地区一直是浙江乃至全国主要的丝绸产区，“丝绸之府”杭州的丝绸更是因其历史悠久、质地轻软、色彩艳丽，早在汉代就已通过“丝绸之路”远销国 外。虽然丝绸不是义乌的特产，却依然可以在义乌看到丝绸从产至销的踪迹。蚕农、设计师、商人……他们与丝绸保持着紧密的接触，通过他们，我们可以清楚探寻 义乌的丝绸文化流传。

　　种桑养蚕是辛苦活　年轻人都不太愿做

　　几千年前，中国丝绸沿着古丝路传向欧洲，它所带去的，不仅仅是华美的服饰、饰品，更是东方古老灿烂的文明。专家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推测，在距今五六千 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中国便开始养蚕、取丝、织绸。到了商代，丝绸生产已初具规模，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有了复杂的织机和织造手艺。目前已知的最早丝织 物，是出土于距今约4700年良诸文化的遗址。

　　目前在义乌，从事种桑养蚕的人并不多。家住大陈镇婆姆村的傅济统是义乌不多的蚕农之一。年过古稀的傅师傅从25岁开始养蚕，到如今已有45年时间。“你看，这些山上种的都是专门为了养蚕而种植的桑树，我家的5亩桑树也在这里。”傅济统指着村旁那片郁郁葱葱的矮山说道。

　　傅济统说，上世纪70年代的大陈镇曾兴起过一阵“养蚕热”，除了婆姆村之外，附近的里山黄村、里娄山村等都是当时的养蚕大村。“那时政府倡导和扶持 养蚕，蚕农不仅有经济补贴，还分配了专门养蚕的房子。”傅济统说，上世纪80、90年代前后，婆姆村几乎家家户户养蚕。近10多年来，养蚕的人家逐渐减 少；到去年，村里150多户人家，养蚕的仅剩20多户，今年只剩下10多户。附近几个养蚕的村落，情况也大致和婆姆村相同。

　　傅济统说，如今村中的蚕农基本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因为养蚕是件费时间的辛苦活，比如蚕一天要吃四餐，而且一定要吃新鲜的桑叶，年轻人宁愿外出打 工，也不想留在家中种桑养蚕。“我们村里产的蚕丝基本上是本地人来买，我们义乌人称蚕丝被为‘丝绵被’，有新婚送蚕丝被的习俗。像我一年可以出产八九床蚕 丝被，一般刚做完就被人买走了。销量虽然不大，但不愁卖不掉。直到今年，还有很多本地人专程来村里买蚕丝被。”

　　古老丝绸路焕发第二春　新丝路上丝绸不会缺位

　　义乌虽然不是浙江的主要丝绸产区，但早年间的民间丝绸自产自销、自给自足，供需基本保持稳定。到了21世纪，既属劳动密集型又属资金密集型的丝绸产业开始经历转型升级的阵痛，义乌的丝绸产业规模缩小。

　　龚晓嵘是义乌工商学院服装教研组组长。据她介绍，目前义乌养蚕以家庭作坊为主，产量小、现代化程度低、深加工不足。义乌本地的蚕丝产品，多以加工简 易的蚕丝被和蚕丝棉衣为主。“义乌的针织市场其实规模并不小，但丝绸面料所占的比例却非常小，这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比如针织市场中的产品大多以中、低端 产品为主，丝绸作为高端面料的代表，销量本来就不敌中低端产品。另外，义乌企业的工艺、结构、设备、库存大多还达不到丝绸织造的条件。”龚晓嵘说。

　　不过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杭嘉湖丝绸企业入驻义乌，借助义乌的商贸平台将丝绸大力外销，丝绸产品所占比例开始稳定上升。从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 平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战略以来，“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联通国际、重构世界格局的代名词，古老的丝绸之路又焕发 出促进国际贸易、文化交流与和平之旅的第二个春天。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今年参加全国人大的提案是“丝绸之路不能让丝绸缺位”，这很好地表达了丝绸人的心声。义乌蚕农傅济统感慨说：“丝绸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东西，虽然现在义乌的蚕农不多，但丝绸在义乌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