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部长楼继伟4月24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发表演讲。演讲结束后接受提问“下一轮经济危机是不是又快来了?是不是从中国开始?”楼继伟回应称，经济危机不太可能是从中国开始危机，因为比中国糟糕的地方多的是。中国应对经济减速的工具箱还有很多，比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楼继伟表示，当前经济问题主要在欧洲，而且还很多。

　　楼继伟的警告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4月24日，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出席清华大学一个论坛时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

　　他提出自己的思考：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6.5%~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5至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

　　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有数据显示，一个国家在其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后，人均GDP增速将显著下降。而去年，中国人均GDP刚好在7000到8000美元之间。

　　近几年，中国GDP增速逐渐从两位数下降至目前的7%左右。王小鲁表示，200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资本存量增长率大幅上升。从这一点看出，并不是货币供应量不够导致了经济增速放缓，而在于需求制约，根本原因在于投资过度以及消费不足的结构失衡。

　　楼继伟提到“过快老龄化引发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风险”被广泛认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指出，更高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了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可能性，因为这与低储蓄率和放缓的劳动参与率相关。中国所具有的“未富先老”特征无疑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提前到来。

　　提出了潜伏的危机，楼继伟在演讲中也同样给出了解决的办法，核心要义无疑是全面改革。

　　其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楼继伟称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其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他说， 国务院于2014年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其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其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其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过不去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楼继伟认为，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2020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他也提出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他提出不能再积累去杠杆率，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

　　不得不提及的是，学者们普遍认为，目前人口政策也可以进行适当调整。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去年中国已经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现在正在推进，也正在进行全面的评估。中国会根据评估的结果，也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权衡利弊，依照法律程序适时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

　　而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的视角上看，中国具备相当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比如有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出口总量也很大。但他也提醒说，目前国内教育的不平等也会阻碍国家成长。此外，清华大学教授袁钢明认为，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还是市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规模过多过重，就无法发挥民间企业的活力。

　　影响几何?

　　楼继伟的这番话非常难得。实际上，如果按照其公开简历，以及中国公务员制度，将于今年年底到达退休年龄。一般来说，这个年龄的官员，在公开场合发言的“尺度”会大一些。不过，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现任高层领导非常重视，曾多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及。

　　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深化改革措施”，就是确保跨越这个“陷阱”的攻略。

　　据搜狐财经报道，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不能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真正实现改革。而改革的总核心，是习总书记曾亲自阐明的“把权力装入制度的笼子里”。事实上，去年以来推进的依法治国、政府审批制度改革，都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所谓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才能实现，社会的活力才能被激发出来，经济的转型升级才能真正实现。

　　反之，做不到这一点，深化改革就不可能取得真正进展，中等收入陷阱就很难跨越。至于人口老龄化、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保体制改革，都非常重要，但跟“把权力装入制度的笼子里”相比，都“形而下者谓之器”，不是问题核心之所在。

　　当然，中国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并不止楼继伟说的这些。可以说，中国有无穷的改革红利等待释放，只要真的推行全面改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完全没有问题。楼继伟说得很好，但，能得到落实吗?尤其是在楼继伟所说的5至7年的时间里，能得到落实吗?

　　就以楼继伟极力主张的户籍改革而论，已经喊了20多年了，但改革的力度一直都距离人们的希望甚远。近些年来甚至还有很多倒退，比如，根据户籍身份对车子、房子限购，以及一些城市对外地户籍小孩的教育限制。

　　以北京而论，很多本地户籍人口因为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而反对改革。因为他们但心外地人分去他们的蛋糕。当然，福利均等化确实是错误的方向。户籍改革应该致力于减少对外地户籍的各种教育、就业、投资、生活的管制，这方面，想来北京户籍人口也不会太努力反对。而且，减少管制也省去政府的很多麻烦，有助于繁荣本地经济。但，如此有利于多方的改革，却进展缓慢。

　　中国这些年耽误的改革很多，并且，由于耽误一项改革，而引发连锁反应。就以汇率市场化而论，早在1990年代就该实行了，但政府楞是坚持了十多年的人民币低估(即高价收进美元)的政策。而由于人民币低估，使得2000年代被动通胀，房价高涨;由于房价高涨，政府调控，使得计划思维加快回潮……最后，经济增速终于掉了，人民币市场价值贬值，人民币低估的政策以这种意外方式结束，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不可估量。

　　其他如放开生育、利率市场化、土地自由流转等改革，都在等待中耽误了时间。本届政府在利率市场化上进展还算可以。更幸运的是，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的兴起，绕开管制，减少了大量的制度成本，否则，中国经济会掉得更厉害。

　　所以，楼继伟提的几项改革，究竟是否能在5—7年内落实，还有待观察。希望多一些楼继伟这样的市场意识强的官员，希望改革不仅是说，更是要快做。如果中国能凭借全面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不仅是中国老百姓的福音，也是中国对全人类的巨大贡献。

　　但无论如何，楼部长的“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警告，还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它让我们警醒，知道在烈火烹油的政策牛市、全民炒股的背后，还有那么多尖锐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

　　当然，楼部长也对目前为了保增长而继续“加杠杆”的做法，做了温和的批评。他这两句话值得细细品味：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不能再积累杠杆率了，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

　　中等收入陷阱怎么来?

　　据中金网报道，24日财政部部长在参加论坛会议时表示，我国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部长称目前中国最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那么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目前在经济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原因还众说纷纭，但已有的几种观点值得关注。

　　其一，社会建设滞后论。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建设滞后。许多现在正苦苦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的国家，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和东亚的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建设的滞后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虽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最近，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 GDP3000 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就在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滞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夹心化”，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以及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

　　致使拉美国家发展停滞不前的“拉美陷阱”就是对社会建设滞后的一个形象刻画。“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指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郑秉文从“拉美陷阱”导致的“方形轮子”式发展带来的恶果、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消费脱节以及经济长期增长的停滞以及“贫困性增长”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建设滞后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蔡昉(2008)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适当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会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得人均收入不能持续提高。

　　马岩(2009)的研究也指出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可能变成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刘伟(2011)指出，经济发展失衡会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消费拉动不足;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不及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而在我国农村居民占多数的现实条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有效消费的严重不足，进而导致经济无法持续健康增长。

　　其二，转型失败论。认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失败都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主要是指产业升级，以及消费者需求结构的转变，实现升级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国民收入的中产化。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失败带来的“收入差距陷阱”(胡鞍钢，2011)将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无法实现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所谓的民主政治转型则是指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始于威权政府阶段，而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的行列后，国民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较大，推进由威权政府向民主的转轨。

　　在向民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及时发展出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导致 “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我们看到最近泰国的“民主运动”，如何发展到“民主乱象”，这意味着以搞“民主为中心”，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胡鞍钢，2011)。

　　胡鞍钢(2011)的研究主要从政治转型的失败而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角度进行了生动而有力的分析;而郑秉文(2011)则主要从经济转型失败导致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而详实的分析，其主要结论是认为经济转型的失败主要原因是转型过程未能抓住和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

　　郑秉文(2011)通过详细分析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80～90年代的两次转型，得出拉美国家两次转型合计延迟大约50～70年，尤其第二次转型的延误，从一个侧面成为解释当今拉美国家整体上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三，社会流动性不足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于社会流动性不足。如蔡洪滨(2011)认为，决定一国GDP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并且社会流动性比其他任何结构性变量如通货膨胀、投资比例、进出口比例等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更为显著的相关关系。

　　同时他认为，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其四，发展模式缺陷论。一些在突破低收入陷阱时成功的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吴敬琏(2008)通过对超越“贫困陷阱”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国后续经济发展中的“锁定”机制的分析对发展模式的缺陷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了细致的论证。

　　他认为，从经济“起飞”到实现早期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增加资本投资，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就是对这一过程的一个很好的描述。

　　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资本投资可以促使一国的经济很快脱离贫困陷阱，但如果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还继续依靠资本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话，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首先，持续的高资本投入使得社会经济中资本比重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初次分配时资本所有者所得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一进程的后果是收入分配不断扭曲，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一过程也被描述资本不断深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吴敬琏，2008)。

　　其次，资本积累的不断上升，一方面使得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造成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必然会遭遇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此时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进一步提高投资率，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但是投资率毕竟不能无限上升，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战略最终是不可持续的，使得采用这一战略的经济体迟早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