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河南周口市商水县。5点45分，手机闹钟响起。赵惠娟伸手把铃声摁掉，起床。

　　半个小时后，赵惠娟把儿子叫醒。儿子极不情愿地起来穿衣、洗漱、吃早饭。

　　6点45分，母子二人准时出门。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要在7点一刻之前赶到学校。送完儿子以后，她便可以放心去工厂上班。

　　赵惠娟所在服饰加工厂的上班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50分，不过她骑自行车通常只要20分钟就可以到达。换上工作服，把披散下来的头发扎成马尾，低头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赵惠娟便同工友们一起进入车间。

　　回家上班去

　　赵惠娟今年31岁，14年前她离开家到经济更发达的长三角去打工。“时间过得真快。”赵惠娟说。2008年，在家人的催促下，赵惠娟回老家相亲，然后迅速结婚生子，“在老家，我已经算是晚的了。”

　　和她一样外出打工的同乡女孩子几乎都是沿着这样的生活轨迹行进。“念完初中出来打工，过几年就回老家结婚。”赵惠娟说她们这里的女孩子鲜少外嫁。

　　“这两年，市里、县里建了很多工厂，都要招人。”赵惠娟现在一个月的收入比她当时七年前在外打工时多不了多少，听说现在沿海城市的工资已经翻了番，但她不羡慕，“老家消费比大城市低，而且亲戚朋友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2009年，姜信阳发现，他的服装加工厂里的工人人手不够用了，“那些从内陆来打工的女孩子，做着做着就没人影了。她们过年回家，然后过完年常常就不回来上班了。”在中国大多数的服装加工厂里，女性工人占到80%以上的比例，有的地方甚至超过90%。

　　早几年前，姜信阳的工厂和商水的一家职业学校有合作，职专开设培训班，向工厂输送工人。所以他在南通的服装厂里有许多河南籍打工者。人员不断回流让他决定去当地考察。他证实了赵惠娟的说法，“当地的风俗是女孩儿不外嫁，最好就是本村的，最差也要是隔壁村。”

　　楼小军的服装厂位于郑州郊区。说是厂，其实里面不过有三四十个工人而已。楼小军目前的订单源于他的前老板陈贤忠。离开前，楼小军已是厂里的一个监工，熟悉服装代工的整个流程，一年的收入跟一个大城市白领的年薪差不多，“一个月一万多，还是账面上的。你信不信?”2014年年底，他回到家乡开创自己的生意，成了自己的老板。

　　“杭州那边的老板自己开始做品牌，原来接的订单做不完，就外发给到我这里。”楼小军在车间里忙进忙出。他信心十足，今年的计划是扩充到100个人，“在这行做了十几年，有了资源。”他补充说，“这里的成本也(相对)便宜点。”

　　沿路驱车开往楼小军的厂，那一带几乎都是各家服装厂的标识，“大的一千多人，小的十几个人也有。”按照楼小军说的话是“各有各的活法”，许多大工厂接了单子，有些来不及，就会外发给附近的小工厂甚至小的加工作坊来操作，业内称“飞单”。

　　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4年，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到省外务工的比例逐年下降，分别为47.4%、43.6%和39.0%;选择在本地务工的比例逐年增加，分别为24.2%、30.3%和38.1%。

　　家乡风俗习俗、大城市的生活压力、老家同样有商机等原因让人们选择回老家去工作。

　　这也许是好事，但对有些人来说却不是，比如姜信阳。

　　幸运的内迁者

　　时钟指向上午11点半。

　　姜信阳在车间里走了一圈后发现衬衣检验处的机器没有摆好，他立刻把小组长叫来。刚说完，电话就响了。前两天接待的日本客户已经到了机场。

　　姜信阳的服装工厂创立于1992年。这家位于江苏南通的工厂当时是中日合资。1997年经济危机，日方受到影响决定撤资，姜信阳的家族全盘接下了这个工厂。

　　“南通工厂里的本地工人平均年龄已经超过40岁，而那些最早从事这个行业的工厂主年龄大多都接近60岁。”在姜信阳看来，沿海地区的富裕让当地的人口红利不复存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80、90后的独生子女几乎不可能到工厂里来工作，老一代的工人年纪大了，但新的却接不上，于是当地诸多服饰加工厂出现了断档，“即使有订单也不敢接，因为没有人来做。”

　　刘易斯拐点出现了。

　　于是，姜信阳从河南考察回来后拍板决定举家内迁。2010年，他们将南通的工厂搬到了比郑州落后很多的周口。“我来的时候，这里没有酒店，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晚上起来上厕所，开灯一看地上都是蟑螂。”

　　虽然如此，但他觉得，这里毫无疑问比他的家乡更加容易招到人。此外，综合成本的上涨也是让他内迁的一个重要原因。“工厂租金、人工工资、工人的待遇都在涨。”姜信阳叹气道，“10年前，工人工资只有现在的一半不到，但客户给的订单价相比下几乎没有上涨过。”

　　工厂跟着工人走的现象在中国出现了。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国内有多少工厂往内陆的河南、湖北、四川、安徽迁移，但身处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却明显感觉出这样的趋势。

　　距离楼小军厂十公里有一个服装加工园区，那里汇聚了80多家服装类的加工厂，大多数都是几年前政府招商引资吸引来的大工厂。

　　这些工厂多从江浙等地搬过来。现在的运输时间比原来大约增加了10个小时，而运输成本平摊到每件衣服上则不过增加了0.1~0.2元。这些与沿海那些日益增加的租金以及人力平均成本一比，就不算什么了。

　　但姜信阳并不承认内陆的工人便宜很多。他称，大多数服装工厂给予工人的工资都是按件计算，比如一个熨烫衬衣的工人可以完成600件，按照0.3元一件来算，她每天可以赚180元，月工资4680元(服装工厂单休)。传统沿海的加工厂工作时间很长，不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加班到晚上九十点的现象很正常。但在内陆，工厂的工作时间没有那么久。以他的工厂为例，工人中午12点放工。她们有一个小时休息的时间。下午1点开工。如果按照正常8小时的上班时间，工人们应该是下午5点下班，不过工厂规定的下班时间是7点钟。当然多出来的两个小时算是加班。

　　此外，姜信阳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内陆的人工水平也不能与沿海地区的工人比。计算一个新手，操作不熟练，那么也许她一天只能熨烫三四百件衣服。“这也就是为什么江浙的工人平均一个月可以拿到三四千甚至更高，而内陆的只有两三千。”他说，也许其他成本会降下来，比如工厂的租金、税收(不少地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予企业大量的优惠政策)等。

　　不过，上述这些优势也许将不复存在。

　　2014年11月2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这份被称为62号文件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规范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包括统一税收政策制定权限、规范非税等收入管理以及严格财政支出管理;全面清理已有的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等。简而言之，62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允许用税收等优惠补贴来盲目竞争招商，规范企业税收管理制度。

　　“再往内陆迁的工厂就享受不到原来的那些优惠政策了。”姜信阳说自己“运气很好”。他的工厂现在有近3000人，平均年龄24岁。他的计划是在2017年增加一倍的人数。

　　另一个对手出现

　　那么，那些位于沿海地区的服装加工厂已经大规模往内陆迁移了吗?也许未必。

　　中国服装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大鹏掌握的数据显示，目前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服饰加工厂依旧占比75%，“虽然有内迁的现象，但这个产业不会完全转移，沿海的技术、成熟度远超过内陆。”陈大鹏表示，内陆工厂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即使已经往内迁，但姜信阳在南通的工厂还是保留了500多人的规模，贸易、采购、设计、板房还留在南通，“这里的工人不行，很多习惯需要慢慢培养。”据他说，目前培训工人上岗的时间从原来的15天增加到了现在的35天。

　　还有另一个让国内加工厂们担心的问题是，国内压力山大，还没能喘口气，国外的竞争对手也出现了。

　　品牌商们开始核算成本，特别是那些外资品牌。UNIQLO、ZARA、H&M等快时尚提供给消费者更便宜的货品，它们需要找到更廉价的供货商。东南亚成为另一个选择。相对于中国，那里的人工无疑更便宜：一个越南的工人月工资大约是200美元，柬埔寨120美元，孟加拉国和缅甸只有50~80美元。除了人工便宜，相对于中国的出口9%的税费，东南亚出口日本可享受免税费。

　　纵观国内，凡客诚品[微博]将部分订单转移到孟加拉国，宁波申洲针织集团斥资3000万美元在柬埔寨建立纺织工厂，“试水海外生产”逐渐成为国内大中型纺织服装企业的新趋势。

　　但东南亚真的可以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吗?

　　一些日本和香港地区的公司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柬埔寨工厂效率低下，“中国有最好的技术工人，柬埔寨在努力追赶。”由于技术工人及当地监管者的紧缺及过高的电力成本，投资者对在柬埔寨投资仍然感到束手束脚。

　　柬埔寨服装制造协会秘书长卢肯恩(KenLoo)对《华尔街日报》说：“柬埔寨不可能承担起从中国撤走的全部订单。”卢肯恩表示：“从中国撤走的订单达到数百亿美元。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吃掉’。”

　　很多从事服装行业的人相信中国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有不可取代的优势。陈大鹏称，通常内陆工厂的交货期是35天，但东南亚需要60~75天，“物料都在国内，需要从中国运出去。”

　　更多解决办法

　　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南通汇集了一批国内最早出口到日本的服饰订单加工。2010年前后，一位开设日本服装出口贸易公司的人士称，日子最难过的是那些专接日本外贸单的工厂，“许多工厂的利润甚至下降了50%。”最要命的是，国内的工厂缺乏议价能力。这位人士说他的一个下家工厂从原来的13000人缩减到了600多人。

　　上海服装协会会长戴自毅说，国内的服装业依旧不景气。但聪明的工厂主们已经找到办法去应付危机。

　　姜信阳手上的客户已经不再是当年的100%的日本客户，调整后，目前的架构大约是一半外贸一半内贸，他的国内客户有以纯、森马、拉夏贝尔、欧时力等，他给这些品牌做OEM(贴牌加工)。“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太大。”

　　而在浙江杭州，这个主要从事女装行业的城市，得益于马云[微博]的阿里巴巴[微博]，这里有着大量的“淘品牌”。

　　陈贤忠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他拥有一个两三百人的加工厂，两年前自己创立了一个品牌，“就是放在网上卖，自产自销。”据陈贤忠称，他自创的品牌吊牌价(FOB)可以是成本的10倍以上。

　　“很多杭州工厂都是这样，现在加工厂太难做了，淘宝那么发达，杭州很多加工厂都是边做品牌边代工。”他说。

　　自创品牌的利润无疑非常丰厚。这样的解决方案被陈大鹏提倡，“加工厂应该走多元化路线，只帮别人做订单很容易走死路。”

　　据悉，UNIQLO的FOB报价是成本的3倍，ZARA和H&M的则大约在4~5倍。而一些国内品牌的FOB报价往往是成本价格的7~8倍，有些甚至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快时尚的利润会少。“逻辑是一样的。”姜信阳说，有些国内品牌订单只有1000~2000件，但像UNIQLO这种单品的订单甚至可以达到10万件。“虽然给工厂的订单价格低，但批量大了，工厂也一样接单赚钱。而品牌商则也是跑量，成本低了，它们就可以以低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

　　本土的品牌近年来的业绩都在下滑。不少品牌企业也给其他公司做OEM“抢”服装加工厂的生意：比如希努尔男装给UNIQLO加工做男装，而另一家更为知名的波司登则给多家品牌加工羽绒服。这家公司去年公布的中期业绩显示，截至2014年9月，其贴牌加工业务收入达10.11亿，大幅上升54.8%，占该集团收入的35.5%。

　　好消息是，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一季度出口数据显示，中国纺织品、服装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比增长6.1%，占中国外贸出口总值的20%。智造引领转型、变革商业模式、开拓国际市场，加快服装业回暖已成为服装业人士共识。

　　戴自毅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未来还会不断有服装加工厂关门，数量也会萎缩，但会留下那些已经转型成功的工厂，它们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赵惠娟、姜信阳、楼小军、陈贤忠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