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是个美丽的词，古希腊就是因为有了放逐制度而诗意不少。

　　有时放逐接近流放，一个人犯了错，不见容于共同体，作为惩罚，他被迫去到很远的地方待着。有时它的意义更柔软，一个人可以毫无理由地被放得远远的。有的城邦里，执政者轮流当，而到了一定时间，执政者下来，就要被放逐到远处。

　　如今没有城邦了，国家会因为政治原因，把一些跟自己意见不一的影响力人士放逐到远疆或国外。此外，某些名人因为私生活犯错入狱，也被看作放逐。这种几乎不是惩罚，因为在回归时，他们往往能得到更热烈的拥戴。最近，约翰·加利亚诺（JohnGalliano）的回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加利亚诺是个时尚界的争议人物，他早年得志，被Dior聘为设计总监，这是多少业内人士望峰息心的成就。然而，加叔在2011年犯下一桩大事：他被警察逮捕，因涉嫌在巴黎的一家酒吧发表反犹言论。

　　反犹是法国明令禁止的。Dior这样的品牌，焉能不注意形象？它将此事广而告之，然后，巴黎的一家新闻网站扒出了上一年底，在同一家酒吧，加利亚诺的一段视频。在视频中，醉醺醺的加叔坐在一张咖啡桌前，当着一群意大利女子的面说：“我爱希特勒……像你们这样的人去死。你们的老娘、你们的祖宗，都他妈的进毒气室去吧。”

　　他出庭受审，在法庭上，他的态度不错，说自己的确记不得说了些什么，因为那天又是醉酒，又是服用了巴比妥和安眠药，但那些话铁证如山，他为此道歉和忏悔。律师为他辩护说，他的确说了那些话，但说话时的环境并非“公众场合”，所以没有伤害到谁，也没有扩散成不良影响。最终他逃过了反犹的罪名，罚了一点款，没有入狱，法庭认为此人需要帮助，而不是惩罚。

　　人的很多行为，单个来看都很严重，但当它们变成新闻，反而就没那么厉害了。为什么？因为有先例，而人们会作比较。加利亚诺的这次犯事，立刻让人联系到2006年梅尔·吉布森的事：那年他也是因为反犹言论被指控（他说了一句：“犹太人该为世界上一切战争负责”），吉布森做了些努力，寻求谅解，还把不当言论解释为醉酒失言。

　　加利亚诺的事情几乎如出一辙。看上去，人们对他的包容要比对他的先行者吉布森更大些。因丑闻沉寂三年后，今年年初，时尚品牌MaisonMartinMargiela（通常简称“MMM”）宣布聘用他出任设计总监，把高级定制的事情交给了他。聘任的官方声明宣称加利亚诺是一个“不服从者”，MMM看中了这一点品质。这真是一种特别大胆的洗白，等于宣布三年前酒吧里那番臭名昭著的表演，并不是种族主义、反犹那么简单，它代表了加利亚诺先生一种桀骜不驯的人格，善于打破常规，闯入多数人不敢涉足的禁区。一句话，他是英雄。

　　道德是相对化的；丑闻并不丑，反而使众人对一个人的态度更加明确了：讨厌他的人更讨厌他，爱他的人更爱他。这是如今社会的名利之道。加利亚诺上任后也真不含糊，第一件事就是把MMM的全称给改了，删掉了中间的Martin，留下了另两个M。有人笑称，他要是把Maison都删掉，Margiela就可以和麦当劳竞争快餐生意了。

　　流放者归来，时间的确淡化了他的过错，让人遗忘了很多起初难以忘怀的东西。时尚媒体无一例外地做了报道，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把重点放在加利亚诺的设计风格同MMM历来的对比之上，它们觉得这才是争议点和有价值的地方。众人心照不宣，不再提当初的那件事，不想煞风景。

　　有名有才的人，真是吃得开。如果加利亚诺在新岗位上干得成功，人们会说他实现了“自我救赎”——用出色的业绩填掉了自己挖下的坑，如果他干得一般甚至受挫，顶多也就是有些事情还没理顺，人们会说：“唉，他毕竟三年没碰实务了”——就仿佛那不是他应得的惩罚，而是徒然荒废他的才华似的。

　　说到底他还是幸运的。流放增加了他的魅力和卖点：看看第一季度MaisonMargiela成衣的销售业绩，你就知道他不可能失败。因犯错被流放的人，归来凯歌高奏，在这个一切行为都讲究关注度（当然还有酬报）的时代，你只能跟着众口，别无选择地站到他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