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至7月初，赶赴优衣库位于深圳的代工厂庆盛服饰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盛厂)实地调查，在采访多位员工后发现，该厂搬迁引出纠纷背后，折射着在订单外流和低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背景下，低端制造业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以及普通员工面临被迫失业的窘境。

　　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刘容欣看来，庆盛厂的纠纷在产业转移这一大背景下，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事件，加强技术培训、返乡就业以及服务业将成为他们未来重要的就业方向。

　　工人已数月无班可加

　　老李在庆盛厂工作了七八年，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庆盛厂的旧厂区原有员工1000人左右，除开辞职和已经搬迁新厂区的，现在仍有将近200多人滞留在厂区。

　　“目前没有人开工了。”老李表示，大家不走的原因在于希望厂方跟他们终止劳动合同，同时给予赔偿。

　　老李还表示，以前是每天正常上班8小时，再加班两小时，基本是可以养家糊口的，“但现在已经几个月没加过班，在扣除了社保等费用之后，我3个月的工资只有1354.77元。”

　　老李向记者介绍，他的工资是按件计酬，同时厂规要求必须每小时做满8元也就是正常一天必须做满64元的货才能获得加班的机会。“一件衣服上我负责5个工序，前面出不了货我们后面也没办法做，如果上一道工序出了1000件货我就有班加，否则就没。8个小时在有货可做的情况下，一般能做1000件左右，我5道工序合起来算大概也就80元左右。但是如果货不够，每天就根本凑不够64块钱的加班水平，我就没班可加。”

　　老李表示，并不是他的工作速度慢导致近几个月无班可加，没有订单是他们无班可加的最大原因。“老板手里有很多订单，但是他都把订单交给韶关或者越南去加工。”同时，他猜测厂区合并的原因应该也与此有关。

　　另一名伍姓女工也告诉记者，庆盛厂将订单发往越南等地并非秘密，该厂中层管理曾多次前往越南等地出差，甚至有几次由于当地工人技术差导致货品需要返工重做，她也因此多次参与返工重做。

　　沿海低端制造业生存难

　　实际上，庆盛厂此次纠纷的根源还在于订单外流、服装等低端制造业转移的背景下，企业主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

　　刘容欣表示，她已跟踪研究产业转移这一现象多年，这种现象早在5到10年前就已开始出现。“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制造业差不多每25年左右就进行一次产业转移，当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成本上升以后，就会寻找成本更低的洼地转移，而这一次是历史上的第四轮转移。转移方向除了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还会向东南亚进一步转移。”

　　刘容欣进一步表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对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的吸引力和区位优势在下降。“单纯就深圳而言，低端制造业的确已经很难生存，周边的东莞也发生了产业转移，而惠州等地成本相对低一些，还有可能承接一些产业转移，但就全国整体而言，沿海地区的优势和吸引力在下降，中西部会成为一个承接地。而对于东南亚，我们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已经高出他们不少了。”

　　对此，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此前亦表示，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可达126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纵观世界，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高收入国家没有生存空间。

　　事实上，中国经济在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相关的产业转移也取得一定成效，但相应的低端制造业的产业工人如何跟上这一轮大转型的脚步同样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低端制造业产业工人的去向，刘容欣认为，在低端制造业转移之后新兴的高端产业所需要的人才是不一样的，一部分善于学习、参加一些培训，逐步提高技术水平的工人在新兴产业中也是能找到立足之地的；同时未来服务业的发展也将能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尤其是在当前中国人口红利几近结束的时候，服务业需要大量经过一定培训的劳动力；而对于实在难以适应新变化的产业工人，同样可以选择返回家乡，在当地承接的产业转移中谋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