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农历大年初四，被村里人称为“潇洒哥”的张水生却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窝在沙发上看春晚的重播，虽是娱乐节目，但张水生从头到尾也没笑出声来——眼神飘离的他，心思不在节目上。

　　张水生的亲戚们在劝说其守住“基业”——广州的一家女士服装加工厂。身为“一厂之主”，张水生这两年的日子并不好过，新一年，他在考虑是否还回去继续生产。

　　张水生的妻子告诉记者，近年来，纺织业“行情不好，能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少”，2014年春节，张水生在给工人发完工资后，囊中羞涩，不敢回家过年。而2015年，在提前遣散一些工人后，张水生全身上下仅剩200元，“刚好够回家路费，今年提前一个多月回来了。”

　　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张水生的境遇只是珠三角企业老板的一个缩影，记者此前通过对公开报道的不完全梳理发现，2015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共有76家企业关门，其中，受外贸严重缩水影响，服装鞋子企业共有11家关门，主要集中在广州、惠州两地，这还不包括那些悄无声息倒闭的小厂。

　　过年没回家村里盛传他“跑路”了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国人的传统，广东潮汕地区对这一传统更为重视，但2015年春节，张水生和他的妻子并没有回家过年，此前为结婚准备新建的2层楼房，也因资金短缺而停滞下来，成了一座烂尾楼，这成了邻里相传“张水生跑路了”的铁证，即使张水生的父母们据力辟谣，也于事无补。

　　去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方开服装加工厂，曾被张水生所在村子的年轻人视为一条发财致富之路，记者在该村了解到，从十余年前开始，村子里的年轻男女们多在亲戚朋友的带领下，进入珠三角的小型服装加工厂里工作，积累2年~3年经验及资本后，便自立门户，而后又继续带着村里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加入服装加工大潮。

　　“村里新建的那些房子，都是靠做衣服建起来的。”村子里一位长辈向记者举例，村里每家至少有2~3个孩子，以3个孩子计算，“一个孩子‘负责’读书，其余2个出去做衣服，即使是小作坊，一年每人可以赚10万元带回来，20万元在村里建2层的房子，轻轻松松。”

　　但近几年来，纺织行业不景气，不少大型服装企业纷纷倒闭，小型企业关门的更是不计其数，村子里也有不少曾在广州、东莞等地开设服装加工厂的人选择了转行，过年回家不再风光，尚未完工的新房便成为烂尾楼的为数不少，在此情况下，过年都不回家的张水生，自然被村里人认为是“跑路了”。

　　“没办法啊，你说破喉咙也没人相信(没跑路)，因为村里已经有跑路的前例了。”张水生告诉记者，此前，村里有人在广州开了一个小型服装厂，后来因为资金链断裂直接跑路了，工人工资没发，供应商的钱也没给，“村子里在他厂里打工的小年轻，就直接闹到了他家里去了。”

　　几时开工？“等把回广州的路费赚到”

　　将张水生所在的村里放大，从中或许能看出珠三角地区服装企业的影子。记者整理公开报道发现，2015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共有76家企业关门，其中，服装鞋子企业共有11家关门，主要集中在广州、惠州两地。

　　张水生也告诉记者，他的工厂主要做女士服装外单加工，但因为劳动成本越来越高，现在很多订单已经被转移到越南、孟加拉等国家。在国内，一方面，订单越来越少，一方面，企业为了生存，接单价格也是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少。

　　“以前每天有50部~60部缝纫车开工，每天工人要上班12个小时赶订单，现在，一般只有6部车开工，我早把工人遣散了，跟着做的都是几个亲戚家里的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就表示，珠三角80%以上的企业都是加工贸易企业，生产成本上涨会促使订单转移。

　　在孟加拉、柬埔寨等国家，每个员工一个月薪水不到130美元，但在国内，工人人均工资是600~800美元/月。以广州为例，2008年至今，广东省一类城市(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860元/月提升至1895元/月，上涨幅度达1.2倍。而东莞、佛山等二类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从770元/月逐年上调到1510元/月。

　　值得注意的是，服装行业中，优衣库、无印良品、东京style、honeys正在大幅削减投向中国的订单，大批量发给东南亚、印度等地的代工商。

　　此外，除了人工成本上涨外，“机器换人”也给小型服装厂带来了巨大压力，以东莞为例，为提速“机器换人”，东莞在去年9月份出台了三份重磅文件，在该市早有大型服装厂全面升级，手摇织机的全部淘汰，偌大的车间几乎看不见工人。

　　“(引入自动化机器设备)成本实在太高，那是成百上千万的事，我这样的小企业根本不可能。”除了引入成本高，张水生的忧虑还包括投入之后，如果继续订单不足，闲置下来的设备、产能将如何处理。

　　“那今年打算几号开工？”采访最后，记者问道。

　　“看看春节手气如何，几时能把回广州的路费赚到吧。”沉思了一会儿，张水生无奈回答。

　　“既然创下了这份基业，那还是要去好好坚持下去，创业接下来就要守业嘛。”张水生的亲戚朋友们则耐心地劝导着张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