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装撰稿人Christine Tsui认为：随着全球奢侈品及时装业环境停滞不前，以及中国经济放缓，中国服装行业需要做好大规模裁员潮的准备。

　　中国上海——2016年第一个季度过去，并没有为时尚业带来新气象，而是继续延续了2015年的不景气。一开年就有Hedi Slimane、Stefano Pilati等创意总监离职。而CEO们也没有闲着，先是Chanel的Maureen Chiquet宣布离职；后有Luxottica的Khan辞职。本月，刚刚发布第一季度财报的各大奢侈品集团均形势愁人。

　　《凤凰国际》在2016年2月7日一篇标题为《美国裁员率21.8%、中国5万亿美元坏账……22件事证明2016年也不好过》的文章指出，零售业中，随着诸如沃尔玛(Walmart)、K-MART、J.C. PENNY、梅西百货(Macy’s)及Gap服饰等企业关店数量的增加，裁员规模也将逐步扩大。

　　而中国其实自2013年起，就时常耳闻裁员新闻。只是到目前为止，公开报道的规模性裁员事件主要发生在科技、电信及互联网领域。而在中国的服饰行业，品牌关店消息也屡有耳闻。虽然小规模的裁员其实已经在某些局部地区展看，但是中国的服饰业是否会经历一场大规模的裁员行动？

　　之所以对裁员如此关注，是因为我对裁员有切肤之痛。1998年金融危机时，我正在运动巨头耐克(Nike Inc.)工作。一天，公司突然召开全员大会说将会裁员，但是裁员名单未定。接下来的一周，大家几乎都是坐立不安的等待着裁员名单出炉。终于不久后的一天，一进公司，就发现电脑开不了；电话打不了了。大家都一个个被叫到老板办公室谈话。如果收到一份信，说明你被裁员了。信上说明了所有补偿条件。如果没有收到信，那么恭喜你，你对公司还有价值。裁员是立刻执行的。半天后，我周围的桌子就空荡荡的了。

　　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资本主义的残酷——朝夕相处的同事们突然之间走了一大半。这次事件让我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的不同。至少在此次金融风暴中，没有听说中国的内资企业大规模裁员。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做了积极的预防与管控，坚持未让人民币贬值；其次，从企业运作层面而言，本土企业当时正在经历从国营向私有化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而私有企业则刚刚开始成长，所以那时本土企业参与全球经济尚不算深入，也因此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不过如同耐克一样的在中国本土市场上的一批外资企业却经历了一场大规模裁员。

　　不过，当时政府担心大规模裁员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以行政方式要求各业界领域的龙头企业承诺不裁员。2008年11月22日的《东方早报》以“承诺不裁员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为标题，表彰了“上海市闵行区总工…..要求区内各级工会和企业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两天内全区就有154家企业和工会响应”。也因此，当时中国本土服饰业并未出现大规模裁员潮。

　　只是，如今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里，无论是全球市场，还是中国的服饰业，均已发生颠覆性的变革。传统零售风光不再；互联网已从单纯的邮件通讯与销售渠道成为一种完全的生活方式；企业中层及基层员工也从一批在家听家长、在校听老师、在企业听领导的60及70后成长为更加自我的80及90后；国内的市场经济则更加自主化及全球化。所以若再来一场经济危机，行政干预的方法是否会持续有效？最重要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客观上企业确实不具备承受能力——要知道不裁员是需要付出巨大的财务代价的：要么灭亡，要么裁员，此时企业与政府又该如何？

　　2016年2月2日的《中国服饰》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华商业信息中心、海关等官方数据，总结分析了2015年1月至11月服饰业的各项数据并总结出“大型零售业增长乏力”、“内销市场动力不足”及“盈利能力下滑”的结论。从企业层面来说，到目前为止几个领域的龙头企业——鞋业的百丽、休闲装的美特斯邦威及运动装的李宁等财务报表并不容乐观。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万众创业”已经说明目前就业市场的困难。就业市场的困难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企业至少开始在规模扩张、员工招聘上持谨慎态度。

　　另外，欧美公司因为长期浸泡于资本市场，及得益于发达的各类市场咨询机构的存在，他们具备了比中国企业更强的对市场危机的预知能力。中国企业对市场经济规律的了解依然在摸索中，因此中国企业对市场危机的反应可能是后知后觉的。而在中国服饰业，最值得警惕的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女装、休闲装及时装鞋类。

　　经济危机对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也不全然是坏事。毕竟，温室里长大的花朵总是不如经历过风吹雨打的草根生命力更强。西方的企业也正是在经历过多次市场锤炼后才成为今日的跨国巨头。总之，时刻提放着大规模裁员的到来总是没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