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代理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的并不是广为人知的“红领集团董事长”头衔，而是“酷特智能董事长”，扫描名片二维码，看到的完全是一派互联网公司的酷炫景象。

　　他的公司也维持了这一风格。6月6日下午，笔者来到其位于青岛的公司，通体钢构加玻璃的外壁之上写着“红领·魔幻工厂”的大字，乍一看像是一家巨大的苹果专卖店。

　　“互联网+工业”是红领转型的方向。在贵阳大数据产业峰会上，总理特别介绍身上的“大数据西装”，更让这家公司引发关注。实际上，这家创建于1995年、原本标准化生产服装的企业，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开始了艰难的转型，背后有着服装业普遍面临的供需压力，以及互联网冲击下的行业焦虑。

　　从供给上看，随着服装产业生产能力的快速提升，各大类服装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从需求角度看，消费升级在加快，同质化需求的高峰已过。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带来了消费者的碎片化需求，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正逐步成为主流。

　　然而，传统的服装业供给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需求，高库存、高成本、同质化又带来了市场恶性竞争，传统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正是在这种行业焦虑中，红领不断地推进着自我革命。在张代理看来，面对互联网时代碎片化的消费需求，转型必须转变生产方式、突破工业化与个性化的内在逻辑冲突、创造性地实现个性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

　　为此，红领用了13年时间，投入数亿资金，以3000人规模的工厂作为试验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转型探索。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早期既无标杆企业可对照，也无经验教训参考，更重要的是，彼时的信息化手段并不成熟，在实践中频遇瓶颈。

　　所幸的是，互联网正在加速从生活领域向生产领域扩散。据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软件产业研究所所长杨春立介绍，互联网技术对产业的渗透融合遵循着从下游消费向上游生产扩散的传导规律，精确感知、宽带互联、海量计算等技术正在形成面向生产需求的升级版互联网。

　　这为红领的转型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红领工厂发现，每件衣服上都吊有一个电子标签（射频芯片卡），而在设计、制版、裁剪、缝合等各个流程上都有扫描设备，每经一个流程，先扫描电子标签显示订单的尺寸、材质、样式等详细信息，生产线上的机器或工人会根据这些个性化信息进行相应的加工。由于订单信息各不相同，流水线上吊挂着颜色、大小和样式各异的服装。

　　实际上，红领的工厂中并没有想象中的大规模机器人、数控机床等自动化生产线，倒更像一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一同参观的工信部信软司副司长安筱鹏认为，红领个性化生产方式的关键是数据流动的自动化，而这是一种看不见的自动化，是解决定制化生产中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必要手段。

　　从红领出发向南走上30公里，有着中国更为知名的一家制造企业：海尔集团。后者也在经历着同样的互联网转型。

　　海尔集团相关负责人向笔者明确表示，在互联网时代，海尔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家电制造企业，要转型成为互联网企业。海尔创建互联网企业的探索主要是创业加速平台的建设。

　　据海尔大学执行校长孙中元介绍，海尔创业加速平台下设创客学院、创客工厂、创客服务、创客金融、创客基地5个子平台，构成了海尔开放创业的生态系统。

　　孙中元表示，这一探索的核心包括三方面：企业功能平台化，即从过去封闭的企业转变为开放的创业生态圈；组织运营微型化，从科层制的大型管控型组织裂变为自冒出的小微公司；员工经营创客化，即从过去雇佣制下的执行者变为动态合伙人制下的CEO。

　　分散化的创客组织带来了产品的多元化，海尔的产品展览馆中陈列着种类繁多的产品：印有个性化头像或照片的空调、3D打印的mini洗衣机，微型机器人，每个产品下面都写着海尔创客的名字。

　　为何要转型？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张瑞敏算过一笔账：海尔1999年在美国建厂时工人工资是国内20倍，去年变成了4倍。同比，中国的油料费是美国的两倍，过路过桥费中国是美国的18倍，中国制造业生产要素的优势没有了，但新的竞争力仍在探索。

　　海尔转型的背后，正是中国家电行业在互联网时代的整体焦虑。数据显示，我国家电产业体量已上升到1.5万亿的规模，但我国尚未成为家电制造强国，竞争优势却在下降。

　　在新时期，不少家电企业在经营理念上依然停留在代工阶段，缺少针对消费者个性需求的市场直觉，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家电企业大多身子笨重迟滞，无法迅速适应动态化的市场需求。

　　实际上，服装和家电正是整个中国制造的缩影。Wind数据显示，2015年121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为3023.5亿元，比前年减少468.4亿元，减幅达13.4%。盈利能力下降的同时，在互联网冲击下，这些制造业大都面临着转型的迷茫与挑战。

　　在海尔文化大厦的天花板上，刻着张瑞敏的一段话：“今天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更大的问号。为什么？因为被奉为百年经典的管理模式渐已失灵于互联网时代。脱离迷津的唯一出路在于破坏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