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大幅下降。过去30年，全球贸易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然而，由于需求疲弱、成本升高、贸易摩擦增多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全球贸易增长进入十分低迷的时期。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报告，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将降为2.8%。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也低于GDP增长。低迷的贸易增长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前景造成负面影响。从未来重振全球贸易发展看，要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甚至衰退的根本在于，提高全球经济体生产力、提高资本和技术的配置效率、扩大全球创新基础设施投资，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与合作水平，积极构建面向下一代的贸易政策新框架，这对实现全球新的增长繁荣具有深远意义。

　　全球价值链改变世界经贸和生产格局

　　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与增加值贸易”迅速成为全球贸易、投资、价值链以及分工领域的研究热点。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等多个国际机构以及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都对以全球价值链以及增加值贸易核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也首次将改革国际贸易统计体系纳入了APEC合作议程，并在2014年11月APEC领导人峰会上通过了《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等纲领性文件，为下一步全球价值链合作发挥了引领作用。

　　全球价值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随着全球生产网络，以及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东亚以及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APEC 成员间关系日益密切，东盟一体化、RCEP、中韩FTA中日韩FTA、“跨太平洋(6.400, 0.13, 2.07%)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推进。在这种区域性生产和服务网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各国均做出各种改革试图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来融入产业价值链中，全球价值链将进入一轮深度整合期。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全球价值链这一新体系归结起来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中间品贸易和增加值贸易。中间产品跨境流动在全球贸易中占主导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使得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被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完成最终产品和服务提供之前，这些“中间环节和阶段”需要通过多次跨境流动，在内容上必然表现为中间产品跨境流动的迅猛发展。这与传统国际分工和贸易形式下跨境流动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换言之，在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分工和贸易形式下，跨境流动的主要内容是最终产品；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模式下，跨境流动的主要内容则变为“中间品”。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统计数据测算，自1995年以来，全球中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2013年更是高达69.32%。由此可见，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这一国际经济的新特征正是全球价值链深入演进所呈现的必然逻辑。近十多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组织形式。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1938年仅为0.7%，1948-1990年为6%以上，1990-1997 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1980-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2014年超过38万亿美元。联合国《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附加值贸易对发展中国家GDP 的平均贡献率几乎达到30%，对发达国家平均贡献率为18%。OECD统计进一步显示，通过国际投资产生的跨境联系的价值在过去20年中翻了一番，全球FDI存量占全球GDP比重从1990年代的不足10%上升到2011年的31%，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下去。

　　区域贸易协定(RTA)迅速发展，一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却割裂了区域内外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目前全球已形成400多个RTA，两国或多国交叉连接，各种条款规则又不尽一致。这种“意大利面碗”RTA实际上增加了商品跨国流通的复杂性。更严重的是，RTA的发展导致“竞争性区域集团”的形成，分散了投入WTO多边体系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弱化了WTO的执行力，阻碍了全球化进程。

　　据估算 OECD国家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可降低 10%的潜在贸易成本，中低收入国家大约可降低15.5%。因此，领域逐渐从传统的“边境上壁垒”（on-the-border barriers）（即涉及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第一代”贸易由化）延伸 “边境内壁垒”（behind-the-border barriers）（即涉及国内规制改的“第二代”贸易由化），同时要求“跨边境互通互联”（cross-border interconnections）。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加值贸易份额逐年提高，与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密不可分，这是其不断深入参与价值链并转型升级的结果。联合国《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世界经济新兴发展有显著贡献，附加值贸易对新兴发展中国家GDP 的平均贡献率几乎达到30%，对发达国家平均贡献率为18%。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展最快的亚太地区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贸易的两倍，而且远远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EU)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亚太价值链（尤其是东亚价值链）是全球贸易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也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

　　WTO和 IDE-JETRO（2011）发现亚洲产业间存在高度的互补性，这既是亚洲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原因，同时也是亚洲经济依存度提高的结果。亚洲对于供应链和生产网络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中间产品贸易的增长比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要快得多。以增加值计算，1990 年至2012 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增速是亚洲之外地区的两倍，其中亚洲区内贸易额中60-65%为中间产品贸易——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国际产业链中，日本、韩国等将中国作为生产链的终端，中国则需要从东亚较发达经济体进口半成品和高技术零部件，同时从东盟进口能源矿产等大宗品，然后将制成品销往欧美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全球价值链循环。

　　全球价值链上的中国增加值贸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全球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大大上升。中间品有三种类型的直接流向；一是流向国外的生产类部门；二是流向国内的生产类部门；三是流向国内和国外的消费类部门。

　　受金融危机全球价值链的“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影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隐含的东亚出口国增加值明显下降，其中最终被欧美吸收的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隐含的东亚出口国增加值下降幅度最大。中国吸收的东亚出口国中间产品增加值虽仍呈上升趋势，但其年平均增长率大幅下滑2010-2011 年为第四阶段，中国以及欧美等国采取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缓解危机，使得中国吸收的东亚出口国中间产品增加值和加工贸易出口隐含的东亚出口国增加值逐渐回升，且均已超过2007年的水平。

　　中国增加值贸易地位与结构变化。2013年， OECD发布全球价值链的最新研究报告《互联的经济》，其中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主要得益于通过吸引外资发展加工贸易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国出口成功得益于加工贸易政策中国经济发展和出口成功与加工贸易和亚洲地区GVCs发展密切相关。GVCs导致亚洲劳动力垂直分工，给后工业化的中国创造了发展制造业的相对比较优势。

　　中国自80 年代起逐渐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1995-2013 年，中国从日本、韩国进口的贸易总额分别增长了6 倍、18 倍。上世纪90年代，以嵌入式分工模式为特征的加工贸易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加入WTO的十多年来，中间品货物贸易量年均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中国中间品贸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本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禀赋, 生产层次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再输往国外；二是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 利用本国的劳动力禀赋对其进行加工和组装, 生产成最终产品或中间品后出口到国外（即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催生了亚洲地区的三角贸易，使得中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规模与深度兼具的制造基地，在制造业的大多数部门和生产环节都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在电子、汽车、机械等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部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产业转移。UN Comtrade 统计数据显示， 自2005开始，中间产品贸易在贸易总量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主要从韩国、东盟、欧盟、日本进口大量的零部件产品，然后将最终品主要出口到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中国零部件进口相对更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排名前3位的经济体，例如电子集成电路从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进口，占70%以上，同样零部件出口主要分布与最终产品也基本相同，但中国中间品出口地更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排名前3位的经济体，例如电信设备、零件出口到中国香港、美国和欧盟，占约70%，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中间品贸易的中心。

　　中国中间品进口规模巨大，且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中扮演着最重要的加工加工装配生产者的角色，即从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组装后再将最终产品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通过对中间品进一步地分析，我们也发现中间品差异对产业分工和技术升级有显著影响。在中间品构成中，零部件产品的技术含量一般要高于半成品，特别是机械、电子等行业的精密零部件更是现代制造业中的尖端领域，其核心技术大多由发达国家掌控，零部件进口所产生的投技术投入和技术溢出的效应更强，进而出口对整个价值链的提升作用也非常明显。而半成品作为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投入品，在食品加工、纺织行业中，主要是用于低端的最终消费品，进口的过快增长极有可能被锁定在产品内分工的低端，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

　　一方面，随着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阵营，劳动力、土地等低技术水平要素成本呈现不断上升态势，这使得中国在低技术制成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正经历来自拉美及其他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冲击。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和工业经济体纷纷提出“重返制造业”，新一轮工业革命和区域贸易协定也在重构全球价值链。在在这一背景下，近些年来，中国一直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嵌入式分工的出口结构也在发生重大转变，并可能逐步退出。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由 2007 年的 50.7% 降至 2014 年的 37.8%；同期间，加工贸易占进口则由 38.5% 降至 26.8%，显示中国贸易结构已经开始已经趋向转型升级。

　　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在引领出口结构从一般消费品向资本品升级。2015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当中机电产品已经占了半壁江山，大型单机和成套设备出口成为亮点。除了高铁和核电外，中国制造在其他领域的出口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优势，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出口增长保持了较高水平。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除了这些产业本身的优势之外，说明中国贸易结构的演变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历程是一致的。从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看，主要沿着“日用消费品－电子消费品－机械设备”演进。由于装备制造业多属于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机械设备技术与国外技术设备仍存在差距，引进机械和技术设备也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产业升级。

　　积极构建面向全球价值链的下一代贸易政策

　　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中心开始出现重大调整，正在践行一种“以联通为导向”（connectivity-oriented）的总体发展战略，如全面推进 “一带一路”战略。中国贸易结构也逐渐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我们认为与此相适应，这些大的战略转向需要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来积极构建面向下一代的贸易政策新框架。

　　事实上，国际贸易规则历来是是国家间利益博弈的结果。面对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新格局和规则变化的大背景下，被称为“21世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TPP却更加强调原产地规则（以确认产品是否属于TPP区域范围内并给予优惠待遇）。如果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和发展大趋势看，原产地规则不仅人为割裂了全球价值链，造成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重新调整。同时，各类区域贸易协定所产生的收益并非被创造， 而是从与非协定成员国的贸易中转移而来。这对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以及全球贸易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关税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累计效应，区域贸易协定的增加导致贸易伙伴间适用的规则日趋复杂化， 提高了规则适用的成本， 这甚至抵消区域化带来的额外收益。

　　2014年，APEC提出了促进全球价值链新兴发展合作战略蓝图。2014年5月，APEC贸易部长会议已经批准了《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蓝图》和《全球价值链中的APEC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通过了《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倡议》、《建立APEC供应链联盟倡议》，同意推动建设亚太绿色供应链网络，致力于提升亚太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这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整合了现有亚太区域内的FTA标准，也有望在更大范围内促进亚太贸易乃至全球贸易的融合，真正推动新一轮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发展，共同营建有利于全球价值链新兴发展的核算体系与政策环境。

　　未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深度合作的空间很大。当前，全球各国面临着结构性转型和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大挑战，这就更需要借助国际生产网络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从利用自身要素成本竞争力转向利用跨国生产要素融合的价值链竞争力，因此，中国应借助今年G20轮值主席国的契机，积极推动全球价值链的伙伴合作计划，大力支持附加值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合作升级作为共同发展路径，着力提高资本和技术的配置效率、扩大全球创新基础设施投资，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与合作水平，积极构建面向下一代的贸易政策新框架。

　　一方面，要以降低贸易成本以及进入壁垒为切入点，提升亚太乃至全球价值链合作水平。降低进入成本是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国际产业合作水平的核心和关键环节。为了优化国际产业合作，要消除价值链壁垒，综合考虑降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循环成本等，进一步降低平均关税水平，削减关税峰值和最高关税，鼓励部门贸易自由化（零关税），抑制关税升级，取消进出口中的配额和其他数量限制，修改原产地规则中累计原则以鼓励区域价值链贸易发展。

　　应主动倡导以中间品贸易为主导的诸边贸易谈判。从国际上看，中间产品贸易对各经济体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占整个服务贸易的70%，整个货物贸易的三分之二。但目前的贸易规则仍以最终产品为对象，各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中间产品的贸易规则和标准各异，存在碎片化问题，亟需整合。从国内看，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中间产品贸易量巨大，复进口正成为中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失衡的成分被严重夸大，成为贸易摩擦的重要来源。所以构建和完善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降低中间品进口关税，完善中间产品知识产权制度等对我国而言意义重大。因此，可以将中间产品贸易作为在国际贸易规则框架下我国主动发起诸边谈判的议题之一。

　　最后，从未来全球产业网络升级演进的大趋势看，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完善，需要将区域自贸协定置入真正全球化的价值链中考虑，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高标准框架下，应该秉持开放、透明、非歧视原则，朝着统一的多边规则而努力，继续推动以面向全球价值链合作的下一代贸易政策框架，增进全球经济福利，完善全球贸易治理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