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是这几年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但许多关于去产能的讨论隐含地假设现有工业产能处于一个封闭市场之中，他们讨论一门制造业“过剩”与否时既没有考虑这门制造业打开出口市场以缓解“过剩”的可能，也没有着眼于中长期充分顾及维持、提升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的需要，而仅仅是盯着当期的问题，其可行性不能不因此受到较大影响。

　　事实上，我们在讨论产能过剩和去产能问题时，必须放在开放经济环境和中长期跨度上考察，要着眼于维护和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基于上述考虑，去产能应当优先选择单纯的资源开发初级产品行业，包括矿产资源和一些农产品行业；对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只要达到环保等标准，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就应当首选发挥其出口潜力，而不是一关了之，或转移到海外。

　　首先，对于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关停企业代价沉重，主要体现为失业和相应的人力资本损失、税收损失和银行债权悬空三大问题。仅就银行债权悬空问题而言，不少产能过剩行业属于资本密集产业，其最优负债率天然较高。因为，正如迈尔斯（Stewart C． Myers）指出的那样，有形资产在破产后容易转让，技术、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则难以转卖，因此资本密集企业破产成本低，拥有巨额无形资产的企业破产成本高，导致前者的最优负债率高于后者；而从1960年代的“日本奇迹”到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奇迹”，经济增长实绩显赫的东亚各经济体均以大规模生产见长，技术创新、品牌等无形资产则长期逊于美、欧，即使在新兴高技术产业链条上，东亚最具优势的也是制造环节。就这样，新世纪以来以资本密集产业为主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银行主导”（bank-based）的金融体系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循环，其结果就是不少当前的产能过剩行业资产负债率高于整个工业平均水平。

　　那么，其它条件相同，我们应当优先选择关停什么行业的过剩产能呢？单纯的资源开发初级产品行业，包括矿产资源和一些农产品行业；制造业不是优先关停的对象。为什么？因为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看，中国那些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多数在国际市场上也有着相当强劲的竞争力，单纯的资源开发初级产品行业则不具备竞争力，且其国际竞争力还在继续下行。

　　在矿产资源领域，我国不少矿产资源品位不高，开采难度大，成本高；在初级产品牛市尚可盈利（尽管利润率低于海外富矿同行），到了熊市期间就难乎为继了。而为了维持下游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我们又不应该保护上游原料采掘业，人为强迫下游制造业使用高成本、低品位国内原料而削弱自己竞争力，取得海外适用、优质原料远胜于株守国内低品位资源。

　　在大宗农产品及其加工行业，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蔗糖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也已经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我国成品糖2015年1季度产销率只有54.1%，虽然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2个百分点，代价却是库存比年初增长118.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国内甘蔗种植业现行小农生产方式成本远远高于海外大生产，致使国内糖厂产品成本高于进口成品糖售价，彻底丧失价格竞争力。

　　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需要推动国内农地流转，实现大生产，同时让相当一部分蔗农转入非农产业就业，以及调整种植结构；另一方面可以适度压缩国内生产，同时开展海外投资，产能输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全年我国成品糖产量1475.3万吨，同比减少7.4%；2016年1—7月产量913.0万吨，同比进一步减少5.9%。 如果说，由于国力虚弱，无力保障进口安全，过去我们曾经不得不追求相当高的农产品自给率；那么，在现在的国力下，我们保障农产品进口来源及其通道的能力今非昔比，适度降低农产品自给率，不会损害我们的经济安全。

　　与资源开发初级产品行业和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业日益丧失国际竞争力相反，我国一些产能过剩的制造业表现出了强劲的国际竞争力，突出表现在出口持续大幅度增长。焦炭及半焦炭、成品油、平板玻璃、钢材4类国内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产品2013年以来出口量总体上都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充斥着两位数年增长率。在考察期内，除2016年1-5月的焦炭及半焦炭、2015年的平板玻璃之外，其余所有产能过剩产品在所有时间段出口量都实现了正增长。即使平板玻璃在2015年出口量下降2.0%，2016年1-5月出口量就反弹了6.3%。尽管出口额出现同比下降的时间段较多，但这主要是由于全球性的商品价格下跌所致，并非中国制造业企业低价竞销导致“肥水外流”。

　　对这类出口猛增的制造业而言，其国内表面上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原料不足，出口市场没有打开。如炼油产业，2013年，全国炼油能力利用率为67%；有业内权威人士按照当时已经在建的炼油厂计算，判断2020年我国炼油能力将达到9.1亿吨，平均开工率67%。但国内淘汰低水平、高污染不达标炼油厂是正确的，盲目要求推动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设厂是错误的，因为炼油厂投资浩大，沉没成本惊人，容易招引匪帮，商业性风险和政治性风险都很高，对人力资源要求也高，还要经受开放市场下的竞争。对这种情况，更应该做的恐怕是与阿拉伯等产油国协商，增加其原油在中国炼制的数量，开展和扩大石油加工贸易，那样对我们更有利。事实上，这几年中国原油进口量和成品油出口量比翼齐飞双双增长，表明中国炼油产业已经走上了这条互利道路。中国钢铁行业也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类似问题。

　　我们要认识到，尽管许多后发国家希望引进中国制造业产能以提升本国产业结构，我国政府也为此付出了额外的巨大努力，特别是在非洲设立了多处中国经贸合作区，还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中加入了第35条，倡导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但在发展本土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招揽产业转移的竞争中，不是所有后发国家的良好意愿都能成为现实，制造业发展需要相应的环境，安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宏观经济稳定性……缺一不可，只有能够提供这些的国家和地区才能在竞争中胜出。

　　事实上，不少后发国家各级政府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发展制造业无法急于求成，不如尊重自由贸易原则。2013年初，我曾与时任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先生展开了一场笔墨交锋，起因是他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发《非洲必须现实地认识与中国的关系》（Africa must get real about its romance with China）一文，强调中非经贸关系中的竞争和利益对立，抱怨中国进口其初级产品而对其出口制成品，抱怨中国企业在非中资企业大量使用进口国内设备和国内员工。我回了一篇《应公正看待中国对非经贸》， 告诉对方，倘若按照他文章的逻辑，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就都是中国的“殖民地”了，而且美国遭受中国“殖民压迫”的程度不断加深，时至今日在某些方面已经比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深，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制成品占比比另外三国还高。当拉米多·萨努西去职改任尼日利亚地方领导人时，他很快就改弦易辙，没有强求自己当初那篇文章中的要求，而是抵制了本地纺织服装企业的贸易保护要求，对进口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坚持了自由贸易原则。这样的经历，对今天的我们颇有启迪。

　　即使从保护银行债权安全的角度出发，关停资源企业产能也优于关停制造业企业产能。因为前者抵押资产价值主要在于地下的资源，不受关停产能影响；在不存在流动性瓶颈的投资者手里，未来重新进入牛市时，这部分资产的市值和能够带来的现金流量还会大幅度上升。相反，在产品、生产技术日新月异的制造业，企业一旦关停，其作为抵押资产的设备价值只会每况愈下单向贬值。即使是这家制造业企业厂房土地同样可以用作抵押资产，鉴于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惊人，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值下行的风险相当高。

　　从保护人力资本、尽力实现人力资本损失最小化的角度来看，关停资源企业产能同样优于关停制造业企业产能。萧条产业下岗员工跨行业再就业，最大的损失在于其人力资本损失，包括在原来行业积累的专业知识、技能、人际关系等等；而与矿山企业相比，显然，下游制造业企业员工所需专业知识、技能更多，人力资本价值更高。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在七八月间传出国内铁矿企业酝酿对进口铁矿石发起反倾销时，我表示反对，理由之一就是，要么是保护铁矿企业而导致钢铁企业就业损失更多，要么是不保护铁矿企业而导致铁矿企业就业损失更多，后一种选择从全局来看显然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