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并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深化改革要有紧迫感，尤其要有历史责任感。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仍处在追赶期。这个定位非常重要，对此一定要有清醒认识。

　　十九大以后，社会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提出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包括挤去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动能，重点是提升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需要特别强调，2017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明显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业，分布不平衡。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这样也可以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强动能，都是必要和积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6%，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讲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10%左右，7%就是低速度；到了中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5%左右，实际增长5%~6%，也可称为高速度。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增速也就4%左右。

　　汇率也是反映增长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重要指标。如果人为推高增长速度，但增长质量不行，如效率低、风险大，本币汇率就会下行，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速减缓，甚至负增长。相反，如果增长质量高，速度低一点，但汇率上升，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反而要快一些。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从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长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速度在改变，结构、动力、制度、政策等都在相应改变，系统性地进入一种新的状态。我们以前曾提出过“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发展阶段的这种转变，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难度降低了，不够刺激了。事实上，我们当下只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还不能说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大重要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显示了挑战的难度。成功地推进这一转变，首先需要深入分析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背景性因素。

　　在产业结构维度上，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相应上升，是这一时期最具规律性的变动。服务业是一个品类复杂的集合体。近年来中国服务业比重上升，一些结构特征值得关注。批发零售是服务业中“最老”的一个行业，近年来依然快速增长，多少与人们的常识背离。一方面得益于网购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如果与发达经济相比，批发零售乃是短板最大的行业之一。这一行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应当是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的必然结果。

　　与此相反，中国金融业比重超过发达国家也出人意料。近期中国金融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8%，高于美英等金融业发达国家。如果不认为金融业在中国具备特殊竞争力，以致在产业素质上超过美英等国，那么，合理的推论应是中国金融业存在着严重的自我循环、泡沫和进入屏障。观察与数据显然支持这样的判断。金融业下一步在中国的发展，应当是通过改革、开放、创新调整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比重。

　　中国服务业今后发展的重心，是包括研发、设计、信息服务、物流、咨询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等在内的社会和个人服务业。这两个重心分别对应了制造业升级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些行业具有较高的知识密集度；更多的需要面对面服务，对从业者积极性、创造性的要求超过工业化时代；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有可能产生较高生产率。服务业通常被认为是生产率低的领域，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兴起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格局。

　　与生产性服务业直接相关的是制造业。相当多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原有业务通过外包等形式追求专业化分工和规模收益发展起来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造业的升级水平。制造业的服务化，部分服务业的制造化，都从不同方向揭示了相同的内在关联，在新信息技术革命的环境下尤为如此。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坚持发展制造业导向不动摇，有条件形成一大批具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行业和企业。这样，与德国相似，中国制造业比重将会高于标准模式，在全球分工体系上独具优势。在这一制造业体系中，相当大部分可能表现为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这正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

　　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背景性因素，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新信息技术革命加快推进。在常规发展路径上，先行国家创造的技术、经验等，可以使中国以追赶者的身份继续前行。然而，新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把中国相当多领域直接推到了全球创新前沿，从而展现了更为多元，因而更为复杂、机遇与挑战相互交错的图景。在新信息技术革命的场景中，如果说互联网是通道类的基础设施，大数据是原材料，人工智能则类似于具有加工能力的机器设备。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潜能的拓展，这场技术革命的深远影响可能是我们当下尚难以估量的。

　　与以往历次技术革命中差距过大不同，这次中国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方面已能并驾齐驱，抑或局部领先。中国已经有了一批走在创新前列的企业、技术和商业模式。不仅如此，中国在这一轮技术革命中具备若干显著优势，比如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中国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且消费结构正在升级的市场，诸多原创于国外的技术，在中国转化为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中国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市场导向的产业集聚则使产业配套优势具有稳定和持久性。有关的例证是，美国硅谷的创业者也要到深圳华强北寻找配套零部件。

　　经济与创新前沿接触面的扩大，将促成一些新景观，如终端需求的追赶型与生产技术前沿性并存，消费内容的追赶型与消费手段前沿性并存等。中国的移动支付在国际上领先，但所交易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并非如此。消费、生产、流通的不平衡，对不同技术和商业模式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在新的场景下，中国的创业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当然，技术超前的影响是复杂的，比如，新技术在有助于减少贫困的同时，是否会以另一种方式加大收入分配鸿沟，也是一个有待观察和评估的问题。

　　高质量发展的第三个背景性因素是大都市圈的加快成长。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之中，近两三年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包括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在内的资源加快向大都市圈集聚。据有关统计数据，2015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北京和上海，而它们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集聚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激励创新，增加收入，带来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而这些效应正是集聚发生并加快的原因所在。

　　中国大都市圈加快发展，同样符合国际范围显示的这个阶段城市化发展规律。欧洲、美国、日本以及其他经济体，大都市圈集中了大部分人口、资源、产出和创新。以发达国家大都市圈的经济密度衡量，中国大都市圈的聚集程度还有很大差距。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能够正常推进，将会出现若干3 000万、5 000万乃至更多人口的大都市圈。

　　由此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对大都市圈住房需求的上升。用传统的一二三线城市区分房价水平已不适用，房价水平的差异更多体现在大都市圈以内和之外。在大都市圈以内，一些小城镇的房价也令人侧目，而在大都市圈之外，城市化进程迟缓的一些地区，即使作为当地的一线城市的省会城市房价也上不去。然而，近年来大都市圈房价异乎寻常地上升，更多地要由供给侧体制性、政策性因素来解释，包括城市建设用地的地方政府垄断，以土地谋发展的城市发展模式；住宅用地比重长期严重偏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不能正常进入市场；租赁住房特别是长期租住住房供给不足；房地产税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制度建设尚未推开，等等。这些都是下一步城市化进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挑战。

　　高质量发展的第四个背景性因素，是全球化进程面临的冲击、调整和新的机会。全球化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不仅带来了增长动力，在逻辑上对所有国家都带来好处。当市场和要素配置在更大范围扩展的时候，原来在一国范围内过的不错的某些产业竞争力下降，工作岗位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要素和收入出现再分配。人们对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习以为常，而那些好处较少得到者或相对受损者不满的声音却响亮起来了。部分西方政客利用机会，力图把对全球化的不满转化为政治资源。美国特朗普上台和欧洲一些国家反全球化政治势力抬头，一度增加了人们对全球化前景的担忧。

　　近期形势变化表明，对全球化进程采取倒退、走回头路办法的空间并不大，对反全球化政治势力不宜高估。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对全球化进程进行反思和调整，也是必要和可能的。加强教育培训、社会保障，提供新的就业创业机会；避免脱实向虚，保持并加强有竞争优势的实体经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机会公平，如此等等，都应成为调整中的重要议题，进而为下一步全球化的重整再出发打好基础。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在逆全球化之风来袭之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重要调整。随着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优势的逐步减弱，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份额下降；资本输出加快，在规模上已经超过引进的外资，中国企业和产业在融入全球分工网络过程中，通过要素重组，力图重新定义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中的调整和阵痛也对中国带来冲击。除了贸易保护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减税、重振制造业、新技术突破等，都对中国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形成竞争压力。当然，如果应对得当，也会成为中国再调整、再平衡、提高竞争力的契机。

　　高质量发展的第五个背景性因素，是绿色发展由理念到行动，有可能成为与传统工业化增长模式相竞争并获胜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减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在某些领域环境承受能力已经突破底线。

　　在上述多种背景性因素的交织影响下，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转入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这部分地与发展阶段性特征相关，部分地与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历史结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解决和尚未解决的矛盾问题相关。

　　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最重要的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深化改革任重道远，需要从长计议，形成正确的目标、机制、战略和策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优先推动如下一些领域的改革，使之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根据有关研究，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目前中国人均收入不到1万美元，而美国超过5万美元，基础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和深思。其原因，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之所以称其为“基础性成本”，是因为它们覆盖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竞争力，也影响到服务业，影响到民生和整个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从降成本开始，这一关过不了，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已经讲了许多年，应当有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提振全社会推动改革的信心。这将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第二，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过高，但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税费综合负担就相当重了。美国特朗普减税后，国内减税的呼声再起。但在现有税制且财政收支压力大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减的空间并不大。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一方面，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第三，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从传统的企业体制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过剩的、缺少竞争力的产业退出。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

　　第四，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全面推动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以往开放的重点是吸引物质资本、比较成熟技术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开放重点则应转向聚集提升人力资本，提升在全球科学前沿和技术前沿的创新能力。在创新活跃地区，可设立若干个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给出较大的自主选择、试错空间，目标是汇聚全球顶尖人才，形成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吸收国际上先进做法，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前沿创造力的环境。另一方面，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放宽高水平教育研发和其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准入，把优质人力资本更多地吸引到这些领域，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并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深化改革要有紧迫感，尤其要有历史责任感。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仍处在追赶期。到21世纪中叶前，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我们在某些领域能够赶上或领先，但总体上还是处在追赶期。这个定位非常重要，对此一定要有清醒认识。我们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长加快，老牌发达国家也在寻求新的竞争优势。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自满自傲，仍然需要谦虚谨慎，需要认真学习，需要继续开放，需要实质性地深化改革，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