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也面临“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三座大山。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此后，各省份民营经济促进政策纷纷出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月8日，已有22省份推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从减税降费、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强民营企业竞争实力、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和保障政策落实等角度给予民营企业支持。

　　为降低民营企业成本，浙江提出三年累计为企业降本减负要达到5000亿元。江西力争2018年全省企业成本降低1200亿元以上、三年累计降低2800亿元以上。多省份合计派发万亿元降本减负红包。

　　为搬走民营企业“融资高山”，福建、重庆、内蒙古、安徽、山东等多省份仅设立的纾困基金合计就超千亿元。北京、上海提出百亿元担保基金；浙江、安徽、重庆将各自新增千亿元贷款。

　　科创板的具体落实也被纳入到去年11月份以来出台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举措中。山东、山西、安徽等至少8省份在民营经济政策中提出做好登陆科创板的培训服务工作或对科创板挂牌上市企业予以奖补。

　　人才争夺继续推进，多省份瞄准高层次人才打组合拳，包括为人才提供落户、住房、就医、子女入学、配偶就业、职称评聘、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为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山东、浙江要求干部领导下基层；山东、吉林、广西都要求一位领导联系多家企业、商会或项目等；内蒙古、广东的企业首席服务官着眼于“一对一”跟踪协调。山东、辽宁、河北要求制定政商交往“负面清单”，广东省广州市已出台“负面清单”细则。辽宁、河北等至少9省份要求将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纳入政府干部考核。

　　22省份民营经济政策盘点

　　合计派发万亿元降本减负红包

　　2018年11月12日，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刘昆在《学习时报》发表题为《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财政制度体系》的文章。其中提到，2018年年初既定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已出台实施，加上年中出台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预计2018年全年减负1.3万亿元以上。

　　为降低民营企业成本，各省份出台的民营经济政策主要从税收优惠角度为民营企业减税降费，从生产资料价格调整角度为民营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从金融机构加大融资力度上为民营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从简政放权角度为民营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江苏28条措施全部聚焦降本减负，预计可为实体经济企业降本减负600亿元左右。其中，预计减轻企业税费负担307亿元左右，降低用电成本118亿元左右，降低用地成本和创新成本各约10亿元，降低用工成本约90亿元，降低物流成本约14.6亿元，降低融资成本约50亿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约5亿元。

　　江西22条措施同样全方位聚焦降本减负，力争2018年全省企业成本降低1200亿元以上、三年累计降低2800亿元以上。浙江提出三年累计为企业降本减负要达到5000亿元。山西要求实现2019年全年为民营企业减税275亿元以上。

　　此前，广东在2018年9月公布的《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修订）》中提到，预计2018-2020年可累计为企业直接降成本超2000亿元。河北在2018年8月公布的《河北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中提出，要大力开展税费清理改革，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力争2018至2022年，每年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300亿元，5年降低1500亿元左右，切实让企业轻装上阵。

　　累计设立千亿元纾困基金、近万亿元新增贷款

　　为搬走民营企业三座大山中的“融资高山”，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福建、重庆、内蒙古、安徽、山东等多省份“真金白银”助力民企，仅设立的纾困基金合计就超千亿元。此外，北京、上海提出百亿元担保基金；浙江、安徽、重庆将各自新增千亿元贷款。

　　在纾困基金和发展基金方面，多省份基金数额主要为百亿元级别。福建要求省级分期设立和发行总规模150亿元纾困基金。重庆要求市级建立首期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民营企业纾困基金。安徽要求设立规模100亿元以上纾困基金。天津提出分期设立总规模为100亿元的民营企业纾困基金。内蒙古提出设立100亿元企业纾困发展基金。上海和湖北要求建立100亿元上市公司纾困基金。山东、山西和宁夏分别提出设立100亿元、50亿元和30亿元民营企业纾困基金。陕西要求联合省内国资平台、券商、金融机构等共同发起设立50亿元民营企业纾困基金。

　　除已出台的民营经济政策提到纾困基金，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在2018年1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北京市、区和社会资金基金也会共建总规模超过350亿元的纾困“资金池”，支持上市企业开展股权融资。

　　同时，浙江提出设立三年合计400亿元以上的省级支持民营企业资金。吉林提出设立100亿元产业转型发展基金。内蒙古要求设立100亿元企业流动性风险防控基金。天津要求设立100亿元民营企业发展专项基金。

　　在担保基金方面，上海要求逐步扩大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规模至100亿元。北京提出扩大市级融资担保基金到100亿元。湖北要求设立100亿元担保再担保资金。天津提出设立50亿元融资担保发展基金。

　　此外，浙江、安徽、重庆都要求新增千亿元贷款。浙江提出三年全省要新增5000亿元用于小微企业贷款。安徽明确到2020年，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估算约增加贷款2000亿元；力争到2020年，全省新型政银担业务新增额达到1000亿元。重庆提出力争3年新增小微企业贷款1000亿元。

　　北京还要求设立70亿元再贴现额度专项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继续用好300亿元常备借贷便利额度。上海要求设立100亿元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河北将专项安排50亿元再贴现额度，全部用于支持民营企业票据和票面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票据。天津要求安排不少于100亿元的再贷款和再贴现资金，专项用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增加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信贷投放；不少于100亿元的常备借贷便利资金，对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法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

　　推进民企登陆科创板，支持直接融资并奖补

　　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在去年11月份召开进博会后成为热门话题之一，对这一政策的具体落实也被纳入到11月份以来出台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举措中。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不完全统计，山东、山西、安徽等至少8省份在民营经济政策中提出做好登陆科创板的培训服务工作或对科创板挂牌上市企业予以奖补。

　　山东、湖南要求做好中小科技企业登陆上海科创板的培训服务等工作；吉林、天津要求推动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山西对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由省级财政给予200万元的奖励，内蒙古对科创板挂牌企业给予20万元后补助支持；安徽、辽宁也提到对科创板挂牌企业给予资金奖励。

　　除此之外，四川、山西、河北、福建等省份支持直接融资，推进民营企业挂牌上市并给予奖补。例如，四川对在境内外主要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融资的企业给予100万元补助；对新三板挂牌和在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且完成规范化公司制改制的规模以上企业都给予50万元补助。

　　山西对沪深两地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上市企业给予200万元的奖励；对全国股转系统挂牌企业奖励100万元；对在山西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融资成功的企业奖励20万元。

　　河北对沪深交易所和境外主板以及中小板、创业板首发上市企业给予奖励300万元；对新三板挂牌企业一次性奖励50万元，并按挂牌一年内首次融资额1‰进行最高不超过150万元的奖励。

　　福建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新挂牌交易的小微企业，省级财政给予不超过30万元补助。重庆将推动更多民营企业到境内外交易所上市融资，对重点拟上市企业改制给予不超过600万元的税收奖补、对成功上市的给予200万元奖励。

　　人才争夺继续推进，瞄准高层次人才打组合拳

　　继2018年上半年各地发起“抢人大战”后，2018年11月份各省份出台的民营经济政策再度将人才引进作为支持民营企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策略。

　　人才需求包括高级技术职称或博士、博士后，“两院”院士，重点技术领域和行业高层次领军人才等。其中，河北把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世界知名奖项获得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发达国家院士纳入人才引进计划。

　　为促进创新转型，降低创新成本，各省份在人才招揽上放大招。一些省份的组合手段包括为人才提供落户、住房、就医、子女入学、配偶就业、职称评聘、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企业角度，一些省份的民营经济政策还给出税收优惠或奖补。

　　就人才个人而言，在资金支持上，河北规定，对全职到河北民营企业工作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世界知名奖项获得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发达国家院士，给予每人1000万元科研经费补贴和200万元安家费补助；对全职到河北民营企业工作的高层次领军人才给予每人200万-1000万元科研经费补贴和100万元安家费补助；对创新长期项目、创业项目特聘专家给予每人100万元资助。

　　在子女入学上，广东明确，外地户籍的高层次人才子女申请就读小学或初中的，按照“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由各地统筹协调在其居住地相对就近的公办学校就读。

　　山西、辽宁民营企业引进的各层次人才享受与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引进人才同等政策；福建在人才引进、评定及人才公寓申请、科研支持等方面享受与国有、外资企业同等政策待遇。宁夏将全面落实人才引进的住房、就医、就学、落户等政策。湖南将分层分类为人才提供居留落户、租购住房、社保医保、子女入学、配偶就业、项目孵化、资金支持、职称评聘等高效便捷服务。

　　对于某些省份的企业而言，引进人才也意味着将享受税收优惠或资金奖补。例如，江苏提出，企业引进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博士、博士后等高层次人才支付的一次性住房补贴、安家费及科研启动经费，可按规定在税前扣除。安徽对企业引进科技人才年薪达50-150万元，符合规定的，市、县（市、区）每年可按其年薪不低于10%的比例奖励用人单位，省财政承担奖励资金的30%。

　　政企联系纳入干部考核，政商交往遵循负面清单

　　为加强政策协调性，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一些省份给出包括干部下基层、一对一跟踪协调、党政机关干部挂职民企、开发区设“服务企业办公室”等政商联系方式，部分省份还提出建立政商交往负面清单，广东省广州市已出台“负面清单”细则。

　　干部下基层多从政策宣传入手，例如山东要求深入开展“千名干部下基层”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浙江的“百”政策要求市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与民营企业百场座谈、百名厅局长精准服务百家龙头企业、百名处长下基层宣讲政策。

　　联系民企数量上，山东、吉林、广西都要求一位领导联系多家企业、商会或项目等。山东要求省委常委带头联系民营企业和商会，每名省级领导至少联系1个符合新旧动能转换方向的重点项目和2户民营企业，分别联系1个山东驻外省商会和1个外省驻鲁商会。吉林将根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纳税额、吸纳就业等主要指标和突出贡献，选择一批重点民营企业作为联系点，每位省领导联系一个市（州）和10户以上重点县的民营企业。广西提出建立自治区、市、县三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非公有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工作制度，明确每名领导干部联系服务民营企业3家以上、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3名以上。

　　辽宁的项目管家制度和内蒙古、广东的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均着眼于“一对一”跟踪协调解决企业项目发展中的困难。辽宁要求到2019年年底，实现所有规模以上企业全部配备项目管家。内蒙古将选取部分重点产业园区和骨干企业形成“一对一”帮扶和“点对点”服务。广东的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也要求“一对一”跟踪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

　　山西还将探索党政机关干部在民营企业挂职锻炼。除干部下基层、进民企挂职，还有省份如安徽提出在省级开发区设立“服务企业办公室”。

　　山东、辽宁、河北要求制定政商交往“负面清单”。广东省广州市已在11月上旬印发了《关于深入整治官商勾结问题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见》，提出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与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交往中，不得接受企业及其负责人支付应由单位或者个人负担的费用；不得以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名义向企业及其负责人筹资、借款、借房、借车、投资理财。

　　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在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交往中，不得赠送党员干部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红包”礼金或者提供宴请、健身、旅游活动安排；不得以赌博或者其他形式向党员干部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输送利益。

　　此外，辽宁、河北、山东、四川、安徽、内蒙古、吉林、湖南和福建明确提出将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纳入政府干部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