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舞台上的城市“角色扮演”

　　在上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提出了“都市圈”的概念——都市圈是城市群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形式。按照这一理论，世界上有六大都市圈。它们分别是：

　　纽约大都市圈

　　北美五大湖都市圈

　　东京都市圈

　　巴黎大都市圈

　　伦敦大都市圈

　　长三角都市圈

　　它们从3.5万到14万平方公里不等，在这里人口高度聚集，经济繁荣。其中北美五大湖横跨了美国、加拿大，而巴黎大都市圈更是横亘了法国、荷兰、德国等众多欧盟国家。这些都市圈，无一不是拥有优良港口、交通网络密集、城市环境优美，也是全世界最发达富庶的地区。

　　当然，历史有兴替。都市圈也在起起落落，其中最令人唏嘘的莫不是五大湖都市圈。它从芝加哥向东到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并一直延伸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里曾云集了一大批制造业明星城市，但在今天却迎来“铁锈地带”的名声。

　　自从美国步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之后，这些地区的工业之城纷纷衰败。很多工厂被废弃，而工厂里的机器渐渐布满了铁锈，因此那里被赋予一个颇具诗意的名字——“铁锈地带”。

　　也有转型成功焕发新生的都市圈，比如大伦敦都市圈。在上世纪60年代，伦敦的工业化衰退之后，伦敦以银行业为核心的金融服务业开始崛起。2000年以后，伦敦文创产业的发展更是如火如荼，至今已形成以广告、软件设计、艺术表演、电视传媒等为代表的庞大新兴经济实体，伦敦更是被冠以“国际设计之都”之名。作为全球中心城市，顶级的资本、人才、生产要素都在以伦敦为核心的都市圈内流动、创造。

　　如果说伦敦都市圈代表的是文创的力量，那么近几十年崛起的美国西海岸城市群则代表了科创的影响力。以洛杉矶为中心的美国西海岸城市群，以科技、娱乐产业为主，主要城市有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等众多明星城市。这里有向全球输出“美国梦”的梦工厂——好莱坞，也有来自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硅谷。

　　国际舞台精彩纷呈，有新加入者，也有失落者，还有复苏者。12月新发布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在“机遇与挑战”里写道：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经济优化升级交汇融合，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同时谈到挑战：

　　“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趋势放缓，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较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在目前的国际政治局势下，长三角一体化无疑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不满足只做全球化“手脚”的长三角

　　曾有专家这么论述，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在于它抓住了两大机遇：

　　发展乡镇经济。地区乡镇企业们充分利用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积极引进技术，快速发展，率先实现了农村的工业化；

　　发展开放型经济。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先后建立了大批工业园区，引入国际一流技术，引进外资企业，利用低成本优势承接了国际上的制造业，实现了经济上的国际化。

　　在快速发展的几十年里，先后涌现了强政府干预的苏南模式，以及自主发展、专业民营的温州模式，还有浦东新区模式、义乌模式等等，不一而足。这也说明了，我们各地的经济面貌因地制宜，十分多元生动。

　　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世界制造业在全球又开始重新配置。长三角地区以土地、人口为红利的低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而西方国家所奉行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理论，又继续要将我们锁定在低端制造的领域上。

　　什么意思？这套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不同国家在资源、劳动等要素方面的不对等，会形成该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比如有的国家适合发展纺织服装业，有的国家适合发展精密仪器等等。按照这个理论，伦敦、洛杉矶、圣何塞应该承包全世界的“创意”，纽约负责对接全球资本，其他国家和地区沦为“手脚”，只要负责执行、装配就好了。按这个理论，长三角乃至中国永远只能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创意和IDEA只需要在硅谷、华尔街的精英头脑里就好了！

　　对欧盟、日韩很多小国而言，这套理论或许有用。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丰富、自身具有庞大市场和完整产业链的大国而言，并不合适。

　　所以，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要有梯度和纵深。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更要逐步从粗犷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绿色环保产业为主，以科创文创、产业创新互动相结合的“新经济”。

　　所以我们看到苏南经济“腾笼换鸟”，下游的制造业纷纷向苏北转移；杭州经济“推二进三”，以金融、科创、文创为核心的三产成为新的增长亮点。

　　放眼全国，长三角领先全国发展新经济，也有其基础条件。无论是规模、人均GDP，资本投入水平、开放水平和制度水平都在国内遥遥领先；另外，长三角具有巨大的科创资源优势，它是中国大学最多的区域，大学生最多的区域，也云集了中科院研究所、军工企业研究所等等，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和科学家，政府也积极有力地推动着产学研的合作与发展。

　　但放眼全球，目前长三角地区和国际上的差距仍然很大。

　　相比西方另外五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附加值不高，高新技术和服务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高品质的城市创业宜居和商务商业环境亟需营造。城市间分工协作不够，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严重，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长三角一体化的政策扶持，刻不容缓！

　　别难过苏州机场了，要关注的是合肥

　　不知道有没有人留意过，在国务院2010年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里，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区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里面并没有安徽。

　　但到了201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规划中包含26个城市，除江浙沪外，安徽合肥都市圈也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长三角的范围已经从“两省一市”扩展到“三省一市”。

　　当大家还在关注苏州机场、吴江楼市的时候，其实更应该想想，为什么会纳入安徽？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合肥的重要性太大了：

　　：2017年，安徽省合肥市获批建设全国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目前全国有四大国家科学中心，分别位于北京、上海、深圳和合肥。上海、合肥再加上目前积极申报国家科学中心的南京，长三角聚集了强大的科研实力。另外2018年，英国的《自然》杂志推出增刊《2018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发布了全球科研城市前50强榜单。合肥全球排名第27，全国排名第6！什么概念？杭州位列全球第33，而苏州仅排名第62！合肥的国家科学中心，可以让长三角新经济发展如虎添翼，而长三角的产业升级，也逐步要从工程师时代迈向科学家时代！

　　：根据合肥铁路规划方案，将形成衔接南京、杭州、福州、西安、新沂等9个方向，商合杭、合新高铁等13条线路引入的大型放射状枢纽。和杭州、上海相比，合肥更具有内陆纵深性，在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更能起到产业转移、物流输送等枢纽桥梁的作用。

　　2016年安徽纳入长三角都市圈，意义深远。科创实力为长三角新经济提供成果；枢纽位置为沿海、内陆地区间承接中转使命。

　　“东西合璧”的城市化进程

　　以江浙沪两省一市为代表的长三角，即历史上的“江南”地区，自宋元以来就是世界级的城市集群。只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对“城市”，我们和西方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汉语里，“城市”二字有不同的涵义，“城”代表城墙范围，其中有宫殿、庙宇、行政机构；“市”，代表市场、商业和居住生活。前者是政治的，后者是经济的。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必然承担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属性，其中政治、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西方的城市有两个涵义，一个是city，是与公民citizen相关，就像古希腊的中心广场，是信息、知识交流传播的地方，具有法律、民主的特色；另一个是urban，具有聚居、集中的意思。这既是一个人口、资源聚集流动的历程，也是一个人们不断提高公民意识的过程。

　　拉长时间线看长三角，无论是利玛窦、马可波罗对江南地区广告般的赞美，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瞩目成就，长三角的城市化、都市圈的发展进程，既是政策的扶持干预，也是公民自治、文明不断提升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东西文明殊途同归。

　　即便在风起云涌的国际竞争下，我们的威胁也并不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我们内部。内部问题包括：老龄化问题、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问题，甚至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我们是要培养工程师、技师还是培养科学家、文学家的问题，等等……我们想明白了吗？在解决吗？我们要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