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元旦刚过，在上海经营鞋厂25年的王毅澄在其母校兰州财经大学（前身为甘肃省财贸学院）的微信校友群里发了一段文字，简单提及自己下海创业经历及目前的困境之后，深深感叹了制造业的艰难。很快，他的话在不少微信群里流传，也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共鸣。

　　见到王毅澄是小寒刚过，上海的气温骤降，天空中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上海毅芳实业（王毅澄创办的企业）所在的宝山区的卓维集团工业区显得更加安静，远处只有硕大的宝钢烟囱向天空中冒着白烟。

　　68岁的王毅澄坐在他办公室的茶桌旁接受采访，而在办公室的另一角，堆着鞋盒、孩子吃的零食箱子以及各种杂物。他穿着一件黑红相间的运动外套，下午三点多，他刚把正在上幼儿园的外孙接回来，略显疲态地谈起了他自己，从1982年的毕业分配，到1990年离开政府机关去中外合资企业担任代表，再到后来创办了毅芳实业。

　　当谈到是否有人就接盘鞋厂过来接洽时，他有些沙哑的嗓门突然提高了声音，“哎，到现在也没有人感兴趣”，在他看来，“制造业太难了。”

　　他在聊天最后说，“现在年纪大了，为了企业的生存，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有人接盘或者是找合伙人参与进来都好，（可是）现在根本没有人愿意接，现在的人喜欢搞金融、搞投资，都知道搞制造业很辛苦。”

　　一方面是场地年租从两年前的20万涨到了后来的85万；另一方面，工厂的订单已经五年来维持在10万双这个数字没有增长；加上培养第三代所耗费的巨大精力、不断上涨的成本、红海市场的微利行业使得王毅澄开始疲倦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行业赚到不同的钱。上世纪80、90年代乘中国改革开放东风成长起的中小型传统制造业企业家，或许有不少正在面临着像王毅澄一样的转型困境和进退两难。

　　下海办厂

　　1992年5月，《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两个条例出台，为现代企业（股份制公司）的降临开出了“准生证”。

　　此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鼓励人们下海经商。

　　那时的王毅澄刚从中外合资的副总经理位置上离开，准备去房管局应聘。王毅澄告诉记者，当时他之所以要离开是因为在一次香港旅游中，发现了内地房地产的机会。

　　“我进去后，他们和我讲，房管局刚好要弄中外合资的鞋厂项目，就把我派到了鞋厂。我也不懂鞋子，就负责管理财务，做中方代表。”干了三年以后，王毅澄发现围绕鞋厂中外双方关系复杂。

　　那时候正在流行搞承包的风潮，中外合资双方就想由一方来承包。“外方说他们来承包，中方不同意。我当时就提出由我来承包，领导说你要承包是你想要发财。最终这件事没有谈成，领导不同意承包，我们也提出不想搞了。”

　　那之后，王毅澄离开了鞋厂。他再次想出去应聘，但是条件已经不允许了。那时的王毅澄已经40岁，中外合资企业普遍招人要求都是35岁以下。偶然的机会，王毅澄在当时的报纸上了解到有些开发区在招商引资，这给了他新的希望。

　　1995年10月，王毅澄创办了毅芳实业有限公司，从此一做25年。

　　王毅澄承认，在创办时就遇到了困难。“好多人认为我资金实力不够，那时我的确只有2万，而工商注册资金门槛就是50多万，一般人30万，我明说没有这么多。当时，各地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想出了变通的法子，在验资时开发区将钱打到账上，注册企业负责出资金利息，我最后出了1万元注册了公司。”

　　从一到一千万

　　王毅澄认为他比当时成熟市场的义乌老板强不少。

　　虽然义乌一些老板生意做得很大，但是收据都写不来。“我认为他们就是多干了几年，我的文化程度高，又当过农民吃苦耐劳。只要执照弄起来，靠1万的资金就能滚动起来。”

　　刚开始，王毅澄做的是贸易生意。自己开车到义乌去采购商品，然后在闵行摆地摊卖掉。

　　在王毅澄的回忆中，当时的目标很明确，一个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公司，一次机缘也使得原先不懂鞋的王毅澄走向了办鞋厂的道路。

　　同时，他向单位宝山房管局提出来要求下岗。“我觉得不下岗，弄不好。一开始领导不同意，后来知道自己有公司，到了2004年，就叫我买断工龄。”

　　王毅澄当时做贸易，也有接到鞋子的订单。当时上海阔步鞋厂正由国企改制为员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那个老板也缺少资金，同意我们来做，允许鞋壳上打上毅芳的名字同时使用。

　　到了2009年，上海阔步遇到了经营瓶颈，实在办不下去，于是鞋厂老板提出让王毅澄接管。“当时谈的条件时接管相当于6年承包，给120万。”

　　但没想到当初的员工持股给企业留下了巨大的隐患。“接管6年中，公司的股东很复杂。员工当时有的拿1-2万入股，后来在退出时，鞋厂老板就直接用现金支付了，工商没有办过手续。股权不清对企业的影响很大，6年以后毅芳在外面独立做鞋，注册了三个商标，和阔步也就正式告别了，那时候就把工厂安在了月浦街。”

　　而在这过程中，王毅澄错失了一次令他懊悔至今的机会。2004年，宝山房管局下属的宝山区房屋建筑材料总公司（以下简称“宝房材料公司”）要进行企业拍卖。“这个企业在当时总资产与负债相抵，净资产为0，公开拍卖价1元。资产里有办公楼也有商铺，当时谁接盘，一是要归还银行几百万贷款；二是安排职工就业。我盘算了一下，发现可以如果收购经过资产整合盘活企业可以上个台阶，我也有信心做好员工安置。就参与了这次拍卖。”

　　王毅澄事后发现，这件事他白忙活了。“阻力有两方面：管理层设计好方案，想要自己进行MBO（管理层收购）。然后按照要求，要让社会企业参与履行程序。但他们没想到我真的参与了，按照竞争条件，管理层竞争不过。再一个，材料公司的职工也不愿意过来，由铁饭碗的国企职工变成民企职工，他们心里是不乐意的。”

　　就这样，管理层终止了这次拍卖，毅芳也错过了一次迅速成长的机会。“如果当时毅芳收购宝房材料公司得到政府的支持会不会不一样？”王毅澄在通向大路的乡间小道上开车时望向记者问道。车光在黑夜中反射映在他的眼里，不知是谁在暗中叹了一口气。

　　为了生存

　　毅芳生产的鞋是防刺穿功能、绝缘功能安全鞋，现在的利润已经远不如当初那么高。

　　“开始高，后来同行互相压价，大家都想活命。用订单养活工人。”王毅澄告诉记者，“目前工厂有10万双订单，这个数字维持了五年。要达到20万双，增加订单比较难。大的订单要凭借关系，有些小钢厂的单子他们有接。现在各个鞋厂，利润空间越来越少。以前180到200元钱一双，现在60多元一双，有的鞋子成本就要60元。”

　　王毅澄说，他正在极力的削减成本。现在工厂30多个人，本来按照生产要求要60人。“我们自己的三个股东，一个顶了几个人的岗位，剩下管理成本。办公室人很少，正常要用不少人，养一个办公室人员至少10万，多养10个人就要100万。”

　　在毅芳的工厂中，工人平均年龄在40、50岁。工人的流动比较大。30多岁很少，20岁年轻人找不到。

　　前两年王毅澄去母校招聘，来了4-5个大学生，最后一个都没有留。“他们嫌工业园区离商业氛围远，再有年轻人喜欢搞金融。”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期间数次被王毅澄的外孙打断。

　　“现遇到的现实是，创一代年已花甲近古稀，接班的一代有二胎，大的4岁，小的刚满周岁。抚育第三代将分散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王毅澄在给母校兰州财经大学的微信群发言里这样写道。

　　“我是50后，即将奔七，但为了民企的生存，超龄服役8年了。办民企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是干民企有高额利润，而是民企的当家人，民企的股东们一人顶了几个人的工作量，省下管理成本，才能活下来。”

　　王毅澄说，现在年纪自己也大了，要想办法有人接盘，价格就按照实收资本来1：1。还有一种方案是找合伙人，自己想要做这样的事但是没有硬件，参与进来也好。

　　可现实是无人问津。

　　一位上海公募基金经理在最近路演中告诉记者，有些行业天生就不是幸运的，有些行业天然就可以做大。

　　毅芳或许就是前者。

　　摆在毅芳这类民企面前的是艰难的前路，甚至不知道脚要迈向哪里，似乎每行一步前面都是万丈深渊。吴晓波多年前曾做过一次演讲，他判断在未来的几年内，传统的制造企业，做冰箱，做空调，做洗衣机，做家居，做服装，做饮料，做机械，做装备，中小型企业的80%会破产。

　　制造业中小企业，问题是同质化，也没有财力搞研发新产品。同质化带来的问题，上游巨头可以肆意涨价，而中小企业同质化、分散、议价能力差，无力把成本传给下游，只能通过互相压价来夺取存量市场。

　　记者问王毅澄选择做鞋是否有过后悔。他说，“短暂的产生过这种想法，做贸易的时候很轻松，办鞋厂把以前的房子卖掉。现在我们也知道，既然选择这个路，大家都有艰难困苦，这点我的想法和女儿想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