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需求还是在的，而且很大。”

　　提起消费市场的复苏，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相对乐观。不管是上海市举办“五五购物节”的热度，还是各地发放的消费券引起的撬动效应，以及各大网红直播带货的速度，都显现出消费市场的巨大潜能。

　　由中国银联联合支付宝、财付通提供的实时数据显示，5月4日晚上8点“五五购物节”启动后的24小时，上海地区消费支付总额达156.8亿元。

　　在樊芸看来，等全球疫情基本消失后，报复性的消费反弹还是会有的。一方面，刚性的消费需求，即使在疫情期间也并未减弱，被抑制的线下消费大规模转移到了线上。另一方面，疫情在短期内对于消费升级的确产生了阶段性的影响，但催生出的新业态和新型消费模式，将为人们提供更多元的选择。

　　不过，经济的下行压力会影响消费群体对收入的预期，进而影响消费行为。那如何才能让消费动力更加长久呢？

　　大力发展直播电商

　　借助互联网平台，用线上流量反哺实体经济，拉动消费者到线下消费，是上海“五五购物节”的重要打法。在这一模式下，内容、平台、渠道上下游联动，共同刺激需求回暖，新兴消费多点开花。购物节期间，阿里巴巴、拼多多、腾讯、京东、抖音、百联等纷纷通过打折、发放优惠券、线上直播、短视频等多种方式进行促销。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表示，直播电商将直接推动消费增长，带来巨大的销售增量。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他认为，从目前直播电商市场的热度可以预见，2020年的成交总额超过万亿元是大概率事件。因此，他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建议大力发展直播电商，释放消费潜力。

　　张兆安说，推动直播电商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政府部门与电商平台共同为直播经济涵养良好生态，并以此为突破口带动更多消费增长。

　　他建议政府主管部门、监管部门和直播平台携手建立直播电商的自律机制。一方面，向能力不足的小直播电商提供合规支持；另一方面，制定出台法规规章，明确职业主播带货行为的连带责任，强化其合规自律意识。

　　此外，他还建议立法机关对法律适用问题尽快做出解释或调整，监管部门采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发直播带货的违法违规行为监测系统，从而构建有效的直播带货监管机制。

　　张兆安提出，直播平台也要在直播带货前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真实且可比较的信息，各级消协、消保委也要针对直播带货中的高频商品类别开展比较试验，为消费者的科学理性选择提供参考信息。

　　重视进口 提升消费品质

　　全国人大代表、东浩兰生集团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章伟民表示，消费者往往会因为更高的性价比而产生消费动力。因此，除了发放消费券和联合商家加大打折力度之外，还应提高消费品的品质，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商品选择。

　　在这方面，每年都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称“进博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赴北京参加全国两会前，章伟民又去了一趟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了解今年的招展情况，也准备了一份推进进博会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他表示，作为国际采购交易平台，进博会不仅要完善产品结构，更要注重从量到质的提升；作为贸易投资促进平台，需要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改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

　　章伟民建议，进博会要进一步定位，努力打造成为国际采购交易、贸易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学习和世界开放合作等“四位一体”的大平台，要以开放为核心，推进进博会一体化发展建设。

　　此外，全球疫情之下，中国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动力进一步加强。章伟民提出，在鼓励企业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中应需要注意标准问题，“出口商品符合出口标准，但不一定符合进口或内销的标准。建议把产品标准与国际接轨，出台相应的规定，让这些出口产品合法合理地转为内销。”

　　关注实体经济 鼓励灵活就业

　　“经济增长需要强劲的实力，只有实体经济发展好了，才能有效支撑消费。”在樊芸看来，和消费市场相比，实体经济受到的疫情冲击更值得关注。

　　“商务活动被叫停，国际贸易往来中断，原材料的供应也受到了影响，这些都会影响终端的消费产品。” 樊芸表示，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已迅速出台了针对性的减税、减租等举措，但疫情的影响漫长，要对中小企业持续关注。

　　她建议，一方面要加大政府采购服务的力度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还要加强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关注。

　　此外，对于疫情引发的就业和收入等问题，樊芸也带了一份关于灵活就业创业的建议赴京。只有消费者收入预期不降，消费的动力才能长久。

　　她表示，近年来，青年群体不就业、慢就业的现象越发凸显。一方面企业招人难，另一方面青年有业不就。除了经济下行引发的市场需求降低、岗位薪酬低于求职青年的期望值以外，青年人注重自身价值及个性自由的特点，青年职业发展呈现开放性和独立性的趋势，也是当今就业市场涌现出更多斜杠青年的原因。

　　她建议，首先要鼓励这部分青年灵活就业。斜杠青年灵活就业可参照享受正规就业同等鼓励政策，引导其通过自由职业缴费解决后顾之忧，调整自由职业缴费基数，适当加入失业保险费率，使这部分群体从隐性就业走向显性就业。

　　其次，鼓励接纳这部分青年灵活就业。鼓励创业服务机构举办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创业共享平台，为自主灵活的初创业者（居家创业及网络创业者）提供切实有效的帮扶、指导，提供创业岗位，解决其创业成长问题直到其创业成功。

　　第三，鼓励社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鼓励建立市场化运作的技能人才、紧缺人才和基础用工的就业共享平台，最大程度地提供岗位信息，满足企业规范、有序地共享人力资源，降低企业用人成本，规避不必要的劳动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