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长期实行的“只劳动、不培训”的人力资源政策和“只利用、不挽留”的地方户籍政策，导致今天的外来工“对广东企业发展无责任、无意愿、无感情”。他们来得快，走得也快。

　　○在返粤外来务工人员减少的情况下，广东省内的富余劳动力能否“顶得上”，便成为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关键。但他们基本不可能替代外来农民工。

　　○上世纪60年代，日本曾出现“用工荒”。产业工人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日本采取了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办法予以破解。

　　在广州，从市桥到莲花山的街道上，人流不断，番禺灵兴工业区很多公司开始在这里“抢人”。招工人员如促销般见行人就发传单，地上也散落着许多行人看过就扔的传单。记者在现场看到，短短几分钟内，一位行人就能收到10多家公司的用工传单，大多招的是服装、玩具、电子等行业的一线员工。

　　万捷服装有限公司也在这条街道上派人发传单，但该公司行政部经理刘伟程表示“没什么效果”。以往，公司在大年初六至初八就开始招工投入新一轮生产，元宵节时就能吸纳几百人来参加考试。但今年，目前只有区区几十个人前来应聘。

　　据刘伟程介绍，传统劳动密集型工厂招工有几种方式:通过亲戚或老乡介绍(同时给介绍人一定的介绍奖)、在街道派发传单、在人才市场招、派人到外省招，以及在网上发招聘信息等。一般来说，亲戚老乡的“传帮带”能够招到用人40%左右，派传单也能招到约40%，这两种方式占劳动密集型工厂招工的大头。一旦达到80%的用人比例，就不愁“无米下锅”了。

　　说到今年的招工形势，刘伟程连续两次提到“严峻”，“以前是工人找厂，现在是厂找工人”。过来考试的几十个人即便全部录用，也满足不了万捷服装大量海外订单的“大口”。

　　目前，他一点都不忧心公司的订单，海外订单一如从前大好形势下的“源源不断”。但收到订单却没有员工干活才是最头疼的，“现在的主要任务还是招工”。

　　〖外来工〗在家挣钱，不来广东

　　和万捷服装一样，珠三角地区为数众多的行业，如制衣、纺织、玩具、建筑等在用工上纷纷“告急”，甚至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等无技术可言的行业也没能幸免。

　　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介绍，目前我省珠三角企业用工缺口约90万，其中普工缺口约为61.2万，占缺工总量的68%左右，技工缺口占缺工总量的32%左右。

　　在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看来，今年在广东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并不奇怪，“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双重失败”是主要原因。

　　胡靖表示，造成“民工荒”的外因是，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条件的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加速的趋势，而经济快速增长也吸纳许多打工仔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据有关数据统计，2009年，内蒙古GDP以17%的增速在各省中拔得头筹，湖南省增长达13.6%，经济总量挤入全国十强之列，安徽省则增长12.9%，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上升，其他一些省份也有不俗的表现。

　　此外，近年来国家对“三农”的投入开始增加，这意味着农民工外出打工所花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而获得的收益则相对越来越微薄，“务农收入逐步提高后，很多农民工就没有必要再跑到遥远的广东来打工”。

　　与此同时，广东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步伐较慢，低收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越来越低，这是形成市场供求失衡的内因之一。广东不少制造业、服务业仍十分守旧，保持着以往“坐享其成”的态度。这些企业技术含量低、发展前景差，过去一直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数量而非优质劳动力的质量“取胜”。

　　另外，企业长期实行的“只劳动、不培训”的人力资源政策和“只利用、不挽留”的地方户籍政策，也导致今天的外来工“对广东企业发展无责任、无意愿、无感情，他们来得快，但走得也快”。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也指出，中央连续多年出台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收入，农民工到外面打工所产生的收益减少，农民打工的边际收入效益也逐年下降。

　　徐祥临告诉本报记者，“比如，去年我去中部省份某中小城镇调研时发现，农民在家乡务工一天也能挣四五十元，这意味着他们一个月也能挣1000元以上。如果广东企业所给的薪资仍然停留在以前的1000元左右的水平，农民在自行核算成本与收入后，可能会决定留在家乡。”

　　〖本地劳力〗年轻食利“顶不上”

　　2月25日上午，云浮英东体育馆，一场名为“云浮—东莞、佛山劳务对接专场招聘会”在这里召开。据了解，东莞、佛山两市182家用工需求较大的企业提供的岗位达2.2万多个，来自云浮各县(区)的返乡农民工、农村富余劳动力、应届毕业的中技生等共1.5万多人参加了招聘会。

　　尽管现场人头攒动，但不少企业表示今年招人很难，甚至出现“只要合适立刻就要”的情形。企业用工需求多集中在电子、机械、质检、装配、维修等技术型工人和普通生产工。据了解，来自外省求职者的比例很少，当地求职者占据所有应聘人员的绝大多数比例。

　　海信荣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曾先生告诉本报记者，公司有500-600人的用人需求，其中“冰箱装配工需要招聘100人”。但他表示，“以今天的情况看很困难”。

　　华南农业大学经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必良表示，虽然往年也闹“民工荒”，但今年“民工荒”与往年相比还是有些不同，今年“民工荒”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广东许多出口型中小企业倒闭，因此企业用工急剧压缩。相对来说，“农民工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与经济依赖”，由于一部分农民工对广东工业的复苏预期没有那么大，就业信心相对不足，因此，回流广东的数量相对少一些。

　　在返粤外来务工人员减少的情况下，广东省内特别是粤北及东西两翼地区，许多年轻的富余劳动力能否“顶得上”，便成为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关键。

　　胡靖认为，广东地区诸多富余青年劳动力不足以弥补民工荒的巨大“缺口”。在广东省内，特别是珠三角地区，20-30岁的本地年轻人与外来务工人员完全不一样，他们一般有着稳定的资产或收入来源，如出租房屋收入、集体分红，或者父辈的转移财产等，有一定的“食利”特征。

　　相对来说，广东地区青年劳动人员缺乏危机意识，基本不具备外来农民工吃苦耐劳、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不可能替代外来农民工，也不可能从事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同时工资又低廉的工作。“因此，‘民工荒’的问题或将是广东今后的一种常态”。

　　〖现实〗“有条件供给”，劳力不廉价

　　在云浮—东莞、佛山劳务对接专场招聘会上，来自东莞的一家内衣制造公司招聘资料上如是写道:由2010年1月1日起，基本工资由原770元/月升为820元/月。

　　为应对席卷珠三角的“民工荒”，企业不得不依靠提高工资的方式来吸引农民工。但农民工也有自己的衡量标准，房租、水电、饮食、交通等，这都是实打实的“掏腰包”。

　　在云浮招聘会上，20岁出头的打工仔潘先生在欧德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的招聘信息摊位旁左顾右盼，他指着“电工”一职告诉记者，“一个月2000元太少了，这种需要一些技术含量的至少应该给2500元”。而该公司负责招聘的曾先生告诉记者，像电焊工、气焊工这些技术性职位目前还“无人问津”，其他职位如采购员、文秘等则相对好招一些。对于工资待遇，曾先生表示会用以前的工资水平招招看，如果招不到人再考虑提高工资和待遇。

　　对于员工提出工资太低的说法，万捷服装行政部经理刘伟程表示，企业也有企业的“苦衷”。许多员工在面试时提出要1800元/月或以上，但实际上，一个拿1600元/月的员工，企业也可能要支出2000元/月的用工成本，“社保要买，宿舍要提供，加班费要翻倍，要交的保险一样都不能少”，因此，企业的用工成本也不低。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以前不计条件、不计价钱的用工时代已经终结，现在劳动力已经到了“有条件供给的时代”，开始讲价钱，谈条件。

　　他认为，“有条件用工”实质是对企业的一种“逼宫”。它要求企业提高员工工资，这意味着企业用工成本将骤然提升，它需要企业提升效益，提高利润，消化这一不良的外在因素。李国祥认为，“有条件用工”将对产业起到一种“大浪淘沙”的效果。从短期来看，一下子提高用工工资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在它们无法利用创新或转型升级提升效益，消化用工成本的提升时，劳动密集型企业自然面临退出市场的风险。

　　李国祥表示，以前广东的发展，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目前，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土地资源已经利用得差不多，廉价劳动力的使用又遇到挑战，“老路已经走不通了，需要寻求新路子”。

　　〖出路〗提高员工待遇，加快技术升级

　　早在2008年，中国人均GDP便已突破3000美元。有关专家认为，一个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都会出现低端制造业的“民工荒”。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工业化进程中，一度借助廉价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此外，“两高一资”(即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也得到全面的扩张。

　　2009年，珠三角地区人均GDP折合9855.2美元，逼近1万美元，表明珠三角地区已处于工业化后期。但事实上，广东依仍存在大量依靠“低成本优势”、“低环保优势”的低端制造企业，经济增长仍依赖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转型升级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专家表示，在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仍存在如此众多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不可想象的。

　　罗必良认为，“‘民工荒’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是件好事”，它有利于企业提高创新技术水平，改善资本结构，迫使企业改善劳工条件，提高职工工资水平。此外，有利于地方政府加大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力度，寻求解决他们的户籍、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等问题。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谭炳才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民工荒”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上世纪60年代，日本出现过这一现象，当时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大约在50%左右，产业工人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日本采取了扩大设备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办法予以破解。

　　一边是迅速增长的定单，一边是“民工荒”，企业开始“削尖脑袋”化解矛盾。有的公司利用“机器顶人”进行生产自动化作业，有的则上调薪水以留住“人心”，同时采用技术升级从而消化用工成本的提升。

　　位于佛山的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做陶瓷机械，在从事了10多年的传统制造业后转身“清洁燃煤气化技术”的新能源行业。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周鹏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并没有出现用工荒”，其中一个原因是公司在去年便开始上调薪酬挽留员工，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几年前“公司由传统产业大力转向新能源功不可没”。

　　有关专家认为，在目前“民工荒”的大背景下，珠三角产业需要加速转型升级，加快创新步伐，如此才不至于受“民工荒”的掣肘。而这，需要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

　　■记者观察

　　让外来工落户或解“用工荒”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多数专家并不把“民工荒”看作简单的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反而，“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民工荒”这一表象，广东外来务工人员所面对的户籍、教育、医疗保障等问题一一凸现。

　　从经济学原理来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不足，而企业的用工需求则保持过盛。此时，通过提高劳动力价格可使供求市场达到新的平衡点，从而消灭“民工荒”。

　　确实如此吗?无数农民工来到遥远的南方打工，他们内心期待首先是养家糊口、赚钱维持家庭所需，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融入打工所在城市。但事实上，第一个条件需要企业给予农民工较好的工资待遇，他们才能继续呆在这一城市；第二个条件则需要更高的门槛，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这些绝不仅仅是“大方的”企业所能给予的，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决定着他们是去是留，是流动还是迁徙。

　　目前来看，即使劳动力市场价格有提升，增幅也小得可怜。此外，广东地区民工的“移民”政策也一时难以敞开大门。在两大条件都只能勉强满足的情况下，入粤农民工便只能如“候鸟”一般流动而非迁徙，去而非留。

　　在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必良看来，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发达国家的人口流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发达国家的务工人员一般“人随工作走”，可以称作真正的“迁徙”，而中国则是每年往复式的“流动”。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几年前广东就解决了优秀外来农民工的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鼓励他们“移民”广东，今天的“民工荒”有可能不会发生。

　　或许，事情正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春节前，东莞市委向广东省委递交的报告《出“十招”防止传统发展模式复归》，其中重要一招便是拟将最低工资从770元上调至1000元。户籍问题上，中山市开始放开“大门”———利用积分制吸引优秀外来务工人员“移民”，这一制度以积分排名的方式给外来流动人员安排一定数量的入户指标，达到一定分数的流动人员可享受与本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等。

　　专家认为，所谓民工荒“倒逼”产业升级，只不过是把危机展现在众人面前。要解决“民工荒”的问题，甚至解决更深层次的“产业升级”问题，广东需要从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进行根本的调整。

　　事实上，只有创造了“升级”的条件，才可能解决“升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