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几日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所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加深，贸易保护主义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在此情况下，中国制造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

　　截至发稿，南非世界杯吉祥物扎库米的授权生产商上海华声塑胶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华声）由于国际足联全球授权代表GlobalBrandsGroup（以下简称GBG）的介入调查，已经停产一个多月，他们正在等待4月份最新的调查结果。

　　GBG方面强调，暂停订单是基于正规的调查结果，恢复生产仍有希望。不管此次的调查结果如何，对于上海华声来说，都必须承担一笔不小的损失。玩具行业人士认为，由于华声被指责为“血汗工厂”，以后继续承接外贸订单将变得艰难。如果任由“血汗工厂”事件发酵，整个玩具行业将面临生存危机。

　　工厂毛利率不足1％

　　2008年9月，南非世界杯足球决赛的吉祥物出炉了，它是一只长着一头绿色非洲卷发的豹子  “扎库米”。同时，中国浙江的32岁商人李凯文也在盼望自己的工厂能够生产扎库米。

　　一个月后，李凯文被告知，扎库米毛绒玩具的生产授权大多放在了南非国内，而由于南非工艺方面的不足，南非的贸易商则在中国寻找合适的扎库米塑胶玩具生产商。在李凯文看来，获得授权，并不一定会给自己的工厂带来很大的利润，“但以后可以用这个给自己做宣传。”

　　但李凯文至今没有得到他心仪已久的世界杯吉祥物生产授权和订单，今年3月，他偶然看到媒体有关“上海华声被暂停南非世界杯吉祥物生产”的报道，才知道，同行上海华声在2008年底已经获得了扎库米塑胶玩具的生产订单，却又遭受“飞来横祸”。

　　“塑胶原材料的价格一直在上涨，采购商的订单价又很低，本来就没什么钱赚，又遇上这种事，确实很倒霉。”李凯文对陷入麻烦中的上海同行颇感同情，“我们对原材料没有定价权、对订单价格又没议价权，现在又碰到人家指责我们的工作环境。”

　　以扎库米的毛绒玩具为例，山东日照一家玩具企业给出的报价是，20厘米的批发价13元、40厘米的20元，而在淘宝上38～40厘米扎库米的销售价为50元左右，在英国市场上，一只20厘米的扎库米玩具的价格是12.99英镑（折合人民币135元）。

　　对于各国玩具采购商来说，中国是个绝佳的生产地，美国玩具公司的毛利率超过40%，但他们大部分的生产都在中国完成，在美国售价10美元的玩具，中国工厂的出厂价在1美元左右，而归属于中国生产商的利润仅0.1美元。

　　一家总部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贸易公司上海采购中心负责人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南非零售商被政府方面要求降低在中国的采购量，而改在南非国内采购，但由于成本、工艺等问题，零售商们觉得损失比较大。”

　　中国成南非第一贸易伙伴

　　华声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GBG重新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调查是迫于南非方面的压力，“南非国内就业压力大，于是开始指责把南非世界杯吉祥物的生产放在中国。”

　　此外，中国对南非的出口规模也在日益增大。南非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前10个月，南非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8.74亿美元，中国成为2009年南非最大贸易伙伴。2008年，中国还排在德国和美国之后，为南非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在去年前十月，南非从中国进口69.33亿美元，同比下跌18.63；出口49.41亿美元，同比增长21.24％。

　　南非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由来已久，2006年9月1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限制中国某些纺织品和服装进口的条例，从2006年9月28日至2008年12月31日对来自中国的31种税号项下纺织品和服装实施特别进口许可证制度，以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在计划公布5日后，南非六大连锁店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南非政府取消对中国服装及纺织品进口的限制规定，认为这项规定将大大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使零售商蒙受经济损失。

　　隐蔽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麦当劳、锐步、耐克、迪士尼、沃尔玛等跨国公司，相继开始旨在对于公司的中国供应商和分包商实施以劳工标准检查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责任运动。随后，耐克等企业开始定期公布各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情况。

　　“跨国公司下订单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实际的生产成本，而是单纯压低单价。”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表示，“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之间又不断压低订单的价格，最终企业不得不把节约成本转移到劳工和社会责任方面，造成‘血汗工厂’的出现。”

　　据观察，国外采购商要求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外贸出口企业，而对于一些能源型行业，采购商们很少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李强认为，尤其是金融危机下其他国家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时候，出口企业的社会责任自然会成为关注的问题。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会持续抬头，在关税壁垒被认为过时的如今，环保与劳工权利会日益成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理由。

　　有学者指出，在经济低迷时期，境外一些组织出于转嫁本国经济和就业等压力的考虑，国外的隐蔽性贸易保护主义往往采取民间组织打头阵的方式，其实是配合了政府的“救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