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准和把握好人民币的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应成为今后我国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选和前提

　　针对人民币汇率的热点话题，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近日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认为，与以往不同，此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立场更多的是出于国内的政治压力，“但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僵化，的确是长期以来引发我国宏观经济种种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造成我国贸易顺差规模过大，容易引起他国不满。国际金融危机前人民币持续升值，已释放了大部分升值压力，今后可择机进一步推行汇率与结售汇制改革。”

　　深化汇改日益紧迫

　　于学军认为，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尚未完善，因此经常会出现汇率定价与市场实际汇率相脱节的情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出现贬值压力，但在2002年之后由于美元持续走弱，人民币又出现明显的升值压力，直至2005年中国进行了汇率体制改革并一次性升值2%。

　　特别是2008年9月，由于金融海啸的突然爆发，使美元收缩以求自保及避险，从而出现美元对欧元、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急升20%以上，结果致使人民币尽释原来积累的升值压力，近年来首次出现了市场均衡汇率水平。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除非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并且自动放弃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一成不变的汇率安排显然不能成立，更何况中国在国际上迅速崛起，并日益成为重要经济大国的时候。

　　在他看来，原因简单，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随时存在，币值肯定随时都会发生调整、变化，15年维系一个盯住美元并且保持“一贯制”的汇率，显然必定会存在许多宏观经济管理问题，“汇率对宏观经济的科学调节也像货币政策一样，在于预调和微调，如果等问题积累到足够程度时，那么大幅变动必将对宏观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冲击。尤其在汇率预期(升或降)明显并吸引大量国际热钱积淀的情况下，此时的调整常常一方面会造成本国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谨防“汇率恐惧症”

　　因而，于学军指出，每到此时必会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而这个时候如果汇率继续维持不动，利率政策即难以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这就是香港实行联系汇率条件下，为何放弃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原因。

　　从中也可以看到，汇率是利率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反过来，利率政策的调整又会影响汇率升降。所以，汇率既是一个“稳定器”，又是一个“调节器”。不论是何种原因，如果致使汇率失去灵活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那么宏观调控必然难上加难。

　　此外，于学军还指出了我国汇率政策上的另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因此在汇率问题上养成了一个严格的“守成”意识，并且由于缺乏市场化的汇率操作经验，甚至有一点谈“汇”色变的味道，仿佛患上了“汇率恐惧症”。他强调，“对汇率政策这样一个基础性、重大的、市场化的宏观经济管理和调节工具，不能再长期置之不理了。”

　　汇率市场均衡是核心

　　于学军建议，当前宜首先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并确保人民币真实市场汇率水平的大体均衡。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来说，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均衡应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核心原则长期得以坚持实施。

　　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是：一国货币的名义汇率水平不可长期背离其真实的市场汇率水平，否则必然造成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结构扭曲，长此下去必会生乱。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由于人民币事实上存在与美元挂钩并长期低估的问题，遂造成人民币资产价格低廉并成为国际热钱追逐的重要目标，从而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并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现象。

　　若人民币像过去那样估值过低，将来必然依旧吸引国际热钱涌入国内，给我国本已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更大压力，并且进一步导致我国经济比例、结构关系的进一步失衡。反过来，若人民币估值过高，便会形成外汇资金出逃的压力，类似1998年～2000年出现的情况，那将造成流动性抽紧，给外贸出口、经济增长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局面。尤其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未见底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局面将更加危险。

　　其次，应尽快研究废除“结售汇制”，而改为实行自愿开设外汇账户、自愿拥有外汇、自愿买卖外汇，如此才能在国内形成众多的外汇市场主体，有买有卖，并最终发展成为真正的人民币外汇市场，从而可以产生一个人民币的真正市场汇率。也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央银行从一个单边市场的被动参与者，转变成为一个双边的、主动的市场参与者角色。

　　外汇管制多为外汇紧缺状况下的产物，而我国现有外汇储备已经过多并泛滥成灾。因此，从我国外汇现状、更大开放、实现现代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等出发，应从现在起即制定好实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路线图，并起步实施。其好处是：一方面有利于国际贸易，减少不必要的外币汇兑损失，另一方面又可输出部分人民币资金以减缓人民币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