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当我的《卧底经济学家》(The Undercover Economist)出版时，时不时会有人问我是否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我会回答，一点也不。但我明白这个问题从何而来：因为我确实曾经担心抵抗血汗工厂能否有任何益处。

经济学家对于我论点背后的逻辑会很熟悉。除非血汗工厂的工人真的是奴隶，否则我们便可以推测，他们会为了低报酬在恶劣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只能有一个原因，即其它谋生之道比这更糟。

当一群好心的激进分子发起一场运动，反对——比如说——印度尼西亚的耐克(Nike)供应商雇用劳工在血汗工厂工作时，显而易见的风险是，血汗工厂会关闭，工人们被扔到大街上，而工厂作业将转移到大阪，由计算机化的缝纫机完成。这当然不是那些激进分子的目的所在。除此之外只有一种选择，即经济增长：尽管过程可能慢得令人沮丧，但最终能创造更多更具吸引力的工作。从而消灭血汗工厂。

但是，尽管这个逻辑足够简单易懂，却并不是严密到无懈可击。一家成功的跨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或许足以承担薪水上涨，而且或许宁愿接受加薪要求而不愿将业务转移至别处。经济增长本身既能增加对童工的需求，也会减少其供给。

因此，当我发现了两篇探讨上述问题的新研究时，不禁兴致大增。其一是发表在3月号《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安•哈里森(Ann Harrison)和蒙特雷国际研究生院(Monterey Institute)的杰森•斯科尔斯(Jason Scorse)。哈里森和斯科尔斯研究了来自印尼的数据。上世纪90年代，印尼是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焦点所在，这些运动最终说服美国政府向印尼政府施压，鼓励美国消费者抵制耐克等公司。（1989年一项极富影响力的研究发现，耐克供应商支付的薪资比出口部门的其它公司都要低。）哈里森和斯科尔斯考察了鞋类、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并将品牌供应商众多的地区与那些企业不那么出名的地区进行了比较。

如果我的论点是正确的，哈里森和斯科尔斯就会发现，品牌云集地区出口工厂的就业率大幅下降。但是几乎没有这种迹象。工厂利润确实有所下滑，投资也有所减少。一些小型工厂被迫倒闭。但工作岗位似乎并未减少。

扣除通胀效应，印尼的最低工资在1989年至1996年之间增加了一倍以上，这确实拉低了就业。但除此之外，品牌供应商众多的地区似乎没有受到额外影响，尽管这些地区的工资增幅要比其它地区多出近三分之一。

第二篇论文是以草稿形式在3月底的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吉尔福德会议上提交的。里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的尼加尔•哈希姆扎德(Nigar Hashimzade)和乌马•坎布罕帕蒂(Uma Kambhampati)进行的这项研究显示，经济增长——至少就短期而言——不足以减少童工数量。加强学校建设和鼓励孩子上学的补充性政策似乎是有必要的。

这两篇研究报告都不是定论，而且都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对改善工作环境的长期效果。但我还是不得不反思对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看法。不过至少我有圣人相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据说就曾经自嘲过：“当事实发生变化时，我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你会怎么做呢，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