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文章中谈到了欧洲品牌成功运用营销语言的方法，并且说到了三个时间跨度：过去-现在-将来。这是种相当平衡的策略，能让品牌价值得以提升，保持创作的活力。三维策略有时不能马上被人看见，但是对于长期策略而言是无懈可击的，特别是因为网上销售及现代艺术商贸的出现。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说法，以下是我对中国长城和谷歌搜索引擎的见解，以及“迪奥与中国艺术家”的阐述。
　　大家都还记得在中国长城上举办的世人皆知的芬迪时装秀，媒体则推波助澜弄出了很多照片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轰动效应。以西方奢侈品为主角处理完美的照片勾勒出当今中国并不太具有价值的形象。
　　当时情况下，长城被整修了一番，看来芬迪的形象磨灭了长城本有的风貌。模特们在两边立了黑色立柱的场上走秀，立柱上依次布满了芬迪的logo。为了某些需要，一块隔板切断了去路，上面再一次出现了巨大的logo：就像是一面插入长城顶端的胜利旗帜（见图1）。
　　走秀结束后，卡尔•拉格菲尔德先生与芬迪女士身着黑色服装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见图1左）。他们的样子仿佛就像两位将军在审阅自己的军队一样，接受着被文化占领下人们的欢呼与喝彩。
　　正是因为这一独裁媒体展在世界最具历史意义、用来捍卫人民抵抗入侵者的建筑古迹上展示的缘故，所以这样一出独裁剧的上演使我们想到了1939年至1945年间的意-德法西斯主义。
　　我的耳边依然回响着卡尔•拉格菲尔德对转播至世界各大电视媒体尤其是对法国8点档新闻的采访时的回答。回答的内容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当人们问到他对此次时装秀的感想时，他不断地重复：“我为能够第一个在长城上做时装秀感到无比自豪。”
　　这些言词使人厌恶，不仅是因为他们虚伪自大，还因为长年以来他们已经成为了世界媒体的真理。
　　新数字东方学说的背后
　　我们这个信息在互联网上大量涌动的年代，真相往往是属于那些叫得最狂的人的，因为他们懂得如何运用这些新技术网络。从此对于千百万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说，芬迪与卡尔•拉格菲尔德就是在长城举办时装秀的第一人。更重要的是，当人们都沉浸在对这些情景赞叹与钦佩的时候，中国人受到的却是西方时装的摆布。这样的想法到底是对是错？
　　做个试验：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中键入“Fashion China Great Wall”，显示出的页面应该是中国时装、价值、本有的特色、基于自身文化根基上的不同点等方面的链接。
　　然而，结果却只有芬迪与卡尔•拉格菲尔德的相关链接。特别是从国外键入这些关键词的时候，Google显示的几乎是100%整版该页面（见图1中）。即使是中国的搜索引擎，你们也能看到多数的链接是关于芬迪与卡尔•拉格菲尔德的。
　　数字式的网络造就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与了解。此外，这些信息在网站上被保留多年，这不像是一本杂志，人们读完后随手一扔也就忘了。
　　想象一下您就是一位身处异国的年轻人（消费者），他对中国的看法与认知首先来自网络。打着“以数字认知全球”的旗号渗入其中，这就是谷歌所做的！
　　芬迪时装秀当天，伯纳德•阿诺特先生（LVMH集团董事长，芬迪品牌的所有人）将长城这一庞大的城墙完全粉碎。老板亲手带来的媒体一击加上为了不停吸引别人眼球在当地举办的狂热的时装秀作为配合，两种不同的社会媒介再一次充满热情地走到了一起，给我们创造消费的梦想。
　　西方强大的品牌们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他们对三个时间跨度掌控的惊人本领。这里的问题在于征服中国主要的（记录进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根基，将它打造成未来具有技术含量的领域。这样就能更轻易地占有它，使其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统治的象征。这一赌局看似不可能，但是LVMH的领导者们长期不懈地努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对中国品牌在网络中低下甚至不存在的竞争力这一点坚信不疑。中国长城也只能独自面对强大的LVMH数字入侵者了。
　　这样的媒体手段再一次揭示了现代市场营销已经代替了过去的殖民做法了。但是目的却是相同的：统治国外领土，用它们来支撑自己的商贸。所掌控的领土和形象在今天有着另一种地理概念，它是在竞争力极低的对手眼皮底下制造出的一个虚拟空间，通过数字网络，它不仅能够殖民当地甚至是世界消费者的梦想。这是为国际著名logo服务的强而有力的媒体机制，这个logo梦想着取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甚至是过去某个政权的思想体系。
　　logo还在不断地利用即逝的光芒和昙花一现的明星梦来奉承消费者的自我，为了让他们更服帖地顺从预先由他们为消费者造好的梦。logo毫不犹豫地整修你们的过去（根基），为你们画出一个首先用于满足它经济需要的商品化的未来：新数字“东方学说”。
　　这就是中国长城上“法西斯”式时装秀的目的。这一目的的成功还“多亏”了谷歌这类搜索引擎的存在。
　　那些顺从西方的明星们
　　芬迪时装秀过去的几季后，LVMH带来了另一场大规模的媒体行动，展出的标题为：《克里斯蒂安•迪奥与中国的艺术家们》。国际舞台上最炙手可热的中国艺术家被邀请利用迪奥品牌根基来完成作品。给他们完全自由的创作空间，有些人则乐于创作带有批判色彩的作品，但是这样做却是徒劳的。如果想要批判，那么还不如就拒绝接受这次邀请：是陷阱吗？那么这次活动能做成吗？
　　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品牌想要支配批判。所以它们经常通过不同类型的错误文化展示向全世界上演一幕幕剧情。因此，它们需要新的热门艺术家。但是，艺术家们借助这些错误的机制一天天地成长了起来。是品牌制造了今天的艺术家。
　　艺术实质上已经成了“操纵艺术”。充满销售学的生意掌握在投机商、大奢侈品集团以及工业产业的手里。LVMH或者PPR集团、古姿、圣•洛朗掌握着国际著名的“佳士得拍卖行”。
　　中国艺术家在上世纪90年代就了解了这些机制，终于在2000年初进军国际市场。他们用自己的才华满足了西方买手们的需求，这与品牌将产品卖给消费者是完全相同的。西方市场这些年来一直要求他们创作出将批评转向中国的作品，这些都是从西方保护消费者权益运动中得到的启发，在中国也同样地得到了发展。让人难以捉摸的对批判自我满足的样子证实了西方经济模式的统治。
　　因此，形成了一股“玩世现实主义”的艺术潮流。甚至还有“政治波普”：用重新成为潮流的50年代西方波普艺术来批评中国政策。尤其是以美国灯塔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为例，他的作品与玛丽莲•梦露、美元、米老鼠、可口可乐等这些美国消费社会的象征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像岳敏君、俸正杰这样的明星艺术家从那里获得了很多启发（见图2、3）。
　　艺术家们定义二十一世纪中国男、女性形象的作品更让人困惑。他们运用西方品位创建了中国当代艺术，成为了百万富翁，这是纯粹的商业行为。
　　中国当代艺术也遭到了中国本土的历史学家及专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宣称这是“完全服从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下的艺术”。就像“新东方学说”一样，同样使人为其将来忧心忡忡。这只是一种时尚吗？如果欧洲那边显出了厌烦，那么接下去还会发生些什么呢？
　　然而，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细节差异。过去由欧洲艺术家们来绘画东方艺术，为了表现被殖民的国家跟随了殖民国的品位。但是这次是这些本土艺术家（被殖民者）为了名利双收自愿顺从这波潮流来创作作品的。
　　曾梵志、蔡国强、刘小东、岳敏君、张晓刚等中国艺术家已经成为了世界级明星，有些作品在世界上已经卖出高达数百万美金的价格。当然，多数情况下这些都与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毫无关系，但是在二十一世纪，那样的艺术还存在吗？
　　现在都是些工业产业艺术（服从或受制于产业的艺术），就像时装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两样东西能够和睦共处。中国品牌对此难道就没有任何有用的建议或正确的反思吗？就没有一片可以挖掘的文化净土吗？无论如何，现在的时装是由机会主义来定义的。
　　新领土租界
　　“中国艺术家和迪奥”展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展出。它是一家当代艺术中心，由欧洲收藏者创建，地点则在北京由厂房改建后的大山子798艺术产业园内。这些收藏者也加入到在中国大大获利的“新东方学说”推动者的行列里。迪奥选择了这一象征性的地方来实现策划已久的logo荣耀的梦想。这个地方也同样被欧洲人以西方投机市场为目的而改建过一番。所有这一切难道不像是一个在中国大都市内服务于西方理想文化的外国新租界？
　　（艺术家中的一位）张晓刚欣然接受了迪奥的邀请。他的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一副作品（更多的是铜质雕塑）与迪奥男士着装一模一样的模特面对面地展出。他的作品表现了中国的个体但是揭示了历史性的思考：士农工商和学生。对面，迪奥的模特们摆的造型就像保卫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一般。
　　张晓刚在回应媒体时这样说到：“不知不觉地我延误了作品的完工时间，只是希望它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买主。去年夏天，伯纳德•阿诺特来到了我的工作室，看过并且喜欢上了这幅作品。接着，他告诉了我日后他的博物馆及藏品中想到得到的东西。”
　　
他向我们解释道在他的作品完成前需要得到像迪奥、LVMH这样著名的标志，这就像是给西方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后得到的一块荣誉奖章。
　　如此规模的展出，我们可以想象全世界的媒体对此都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回应。当代艺术明星一跃而入至世界十大艺术家的行列之中。开幕式中明星云集，在由迪奥logo而名声四起的作品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供人们拍照摄影。张曼玉也无辜地成了顺从对面迪奥模特武装力量的中国人物。
　　张曼玉与迪奥董事长托雷达诺先生携手进入会场（见图1右）。她扮演的角色就像是开启征服媒体领土的钥匙。他则像一位将军一样让人们审阅着他最优秀的士兵：中国艺术家。
　　灰色底色造成的效果就像芬迪在长城上插入隔板旗帜的效果一样，明星们例行惯例地在它前面摆出着迷及服从的造型，在迪奥logo前拍照也能使她们沾沾光、贴贴金（见图5），这也算是她们个人收藏中增加的一块奖牌。
　　法国影星玛丽昂•歌迪亚被品牌瞄准，最终以胭脂红出现。这一袭装扮的颜色为了配合仪式装点的色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同时还宣布了下季广告宣传攻势的开战（见图6）。
　　影星与艺术家们都乐在其中，但是品牌从中的发展也是必然的。再一次在全球互联网上营造了消费的梦想，表现出对世界最古老文明——中国的文化统治。如以往种种，品牌重新定位了文化价值，培养今天甚至是明天的消费者形象。
　　这与H&M在中国开设第一家大型商店时的全球广告趋势完全吻合。在明亮的聚光灯下，一位中国女孩自愿听从明星麦当娜吩咐。这位中国女孩开始时穿着一身过时的红色上衣有些可笑，然后遵照西方密码被重新打扮了一番成为了麦当娜的翻版。
　　这不就是俸正杰运用安迪•沃霍尔元素克隆出的绝妙的中国女性肖像吗？
　　H&M在世界各地通过因特网传播了大量的广告信息，可以这样总结：“我H&M要利用品牌图文重新绘制中国女性形象。我有毅力和能力，因为我的文化胜人一筹并且还具有统治性。”
　　广告信息同时还建立了国际市场的关注，它们挖掘中国过去和今天的元素用于今后的发展。这也是一种三维策略。
　　不幸的是，今天是由品牌和logo来定义个人。不幸的是，一些个体消费者或明星还以此为乐。更不幸的是，他们服从的是一个外国品牌。我承认，比起闪烁光芒的logo商业明星艺术家我更喜欢在街上写字的这位老人。他用水在都市的水泥地上写下诗歌，任其在阳光下蒸发。他的行为是无偿的，不用试着向西方献媚成为百万富翁。他的作品不会引起LVMH或PPR集团的兴趣，他也从来不会用国际时装品牌的logo为自己贴金。
　　在孩子与老人之间呈现的是美好、永恒与独特。这位老人肯定会有很多超越麦当娜和H&M的，关于他本人或他潜力的东西向这个孩子传递。真正的财富就在这里，品牌想要据为己有或榨干的东西不仅仅只存在于中国。
　　那么为什么欧洲时装要制造中国消费者的品位呢？为什么它们还要创造新一代中国艺术家？为什么它们也开始创建像上下（由爱马仕着手进行的）这样的中国品牌呢？
　　西方时装界很目空一切，因为它们觉得高人一等。这或许就是一切国家人们的特性，与他们的文化背景或哪个国家无关。所以不要太天真，权利总是在不停地过份迎合人类的自私，从而揭示他们极其脆弱的一面。每件事都会适得其反。
　　最近，一个巴黎奢侈品品牌的高层以势力与自大的态度向我抱怨道：“太可怕了，我们不断地接到中国老板想与我们见面并且想参观高级时装屋的要求。他们却不知道，我们不愿意这么做。从长远来看这很烦人。”
　　我回答道：“如果一下子没有中国人向您提出这个请求的话，你会感到更加局促不安的，不是吗？”
　　我补充道：“但是这不太可能会发生，因为他们对你们的东西太着迷了，尤其是我们在他们国家发展起来的东西。说来也滑稽，在芬迪时装秀的媒体炒作和迪奥展后，提出请求的呼声倍增，曾有段时间呼声有所减弱，但是随着每一次盛大的秀展展开后它又重新起来了。”
　　我想给中国服装界的老板们传递一个信息。你们能否同一时间全部停止与欧洲时装大老板们的会面？你们能否用自己的才华与自信做出惊人之举？你们能否也能来欧洲做出证明？会发生什么呢？谁又为谁着迷？谁又想提出见谁？
　　中国时装界需要有远见并且遇见媒体质问能够大胆接受的老板，他们会不断地提出问题以激励才华与愿望的发展。二十一世纪，阿谀奉承、百依百顺的年代已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