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国内制造企业劳资纠纷事件逐渐增多，反映企业在用工成本上升后所承受的经济、社会压力在逐渐增大。当前国内宏观政策的任务正从保增长转为调结构，中国的制造业面临怎样的转型和升级？全球经济格局也在激烈变幻之中，“中国制造”如何保持竞争力和增长潜力？为探讨中国制造业升级等相关问题，本期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副研究员梅新育。

　　代工模式终结？

　　《21世纪》：有观点认为，中国“世界工厂”的用工模式已经终结。如何看待制造业传统模式目前所遭遇的挑战？

　　曹建海：中国制造业作为世界制造巨头，靠低工资、血汗工厂、高消耗、高排放推动增长的模式，基本上是到头了。下一步要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这会使一些微利企业面临压力；不仅是工资上涨的压力，还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资源和环境的税收压力。只有能承受多重冲击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不能承受冲击的，要么消失，要么转向国内市场。现在有人担心这些企业被淘汰会引起更多的失业，我认为这种低工资的就业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张燕生：改革前30年的发展模式中，代工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贸易和生产模式。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中国以低成本的劳动力参与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中。跨国公司的产品价值链在全球进行配置，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构成了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这种模式有它的局限性，因为核心竞争力在于低成本，当成本持续上升之后，这部分工序或生产环节链条会不会留在中国就很难讲了。当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替代中国低成本的优势，这部分贸易就会对外转移。前30年的代工模式，对于中国的发展是功德无量的。代工模式解决了资本和外汇的短缺，培育了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体制的转型，让中国进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中，完成了理念的转变。但在未来30年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原因很简单，代工模式是小经济体的模式，是低端的发展模式，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制造业升级的大方向。

　　梅新育：近年来我国劳动争议、劳资纠纷案件迅速增长，这是有目共睹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由于生活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是工人要求合理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这是工人天经地义的权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必然要上升，这是必然趋势，是不可人为进行阻挡的。企业想要继续过去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策略，必然会导致劳资冲突事件接连发生。所以，现在政府、企业和社会都应该形成共识，原来基于低成本劳动力的模式必须进行改革。

　　在全球化背景下，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要改善员工待遇，最大障碍就是同行之间的跨国恶性竞争，我称之为“全球化绞肉机”，也就是争先恐后地为欧美跨国企业和资本提供更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以此铸造自己的“成本优势”。这样，假如我国要求改善员工待遇，某些资本将在逐利动机下外流。有些外资企业就是摆出了这样的姿态：你让我加薪，我就关了厂去别的国家投资。

　　而从次贷危机爆发至今，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在宏观经济稳定性、政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凸显出来，且不说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政治稳定性、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环境和员工素质等方面都无法和中国相比。由此看来，当前是推动提高工人待遇的好时机。

　　如何满足福利诉求？

　　《21世纪》：80后、90后的新生代打工者，他们的职业选择和竞争力发生了哪些变化？面对新生代打工者的福利诉求，政府、企业和劳工组织应该如何行动起来，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

　　张燕生：如何衡量两代人的差别？最直接的标准是饿肚子，饿过肚子的是改革前30年的一代人，没饿过肚子的是未来30年的新一代人。什么人才能接受“血汗工厂”呢？只有饿过肚子的人才能接受。新生代打工者是改革之后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没饿过肚子。他们是中国进入近现代之后，第一次跟全球的理念同步的一代人，是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一代人。企业试图用前30年的模式来对待他们，他们是不可能接受的。企业对于员工的不公正待遇会遭到越来越多的抗议，这也对企业对员工的福利待遇和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梅新育：未来劳动力成本将持续上升，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在哪里？首要的竞争优势应该是我们人力资本的高素质。新中国建国以来，政府在普及基础教育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推动，目前我国的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而被视为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印度，起点比我们好，但目前的识字率还在百分之五六十左右。一个还有近一半人口是文盲的国家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呢？所以我们在人力资本上的优势是非常显著的。另外，中国人的奋斗精神很强，我们的文化传统让人们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要靠自我奋斗得到更好的生活。自我奋斗的精神是中国人力资本的核心价值。

　　现在的80后、90后的新生代也继承了前一辈人的奋斗精神，照样有吃苦精神。社会上对80后、90后的自我奋斗和吃苦精神有担心，这一方面是没有注意到现在吃苦的形式与以前不完全一样，另一方面是过多地注意了只占一小撮的颓废之徒，把他们当做80后、90后的代表，却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其实，现在产业工人的主体都是新生代劳动者，既然“世界工厂”的称号在他们手里铸就，那么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他们的奋斗和吃苦精神。他们艰辛工作、承受工作压力，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维护自身合法合理权益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可贵的能力、担当和魄力，这些品质和干劲值得肯定，社会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个群体当中“沉默的大多数”，让大多数人的合理要求和公平诉求体表达出来。

　　《21世纪》：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打工者选择就近务工，到家乡附近的城市和乡镇谋求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在区域上应该如何布局？沿海向内陆的产业传递应如何完成？

　　梅新育：产业政策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兴产业的发展，二是传统产业生命周期的延长。对于传统产业发展，在成本上升趋势下，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适当缓解成本上升压力。我们有广大的国土，不同区域之间发展落差较大。所以，可以进行产业转移，由沿海向内地转移。这样进行产业转移的好处很多，内地打工者不用再背井离乡就可以找到有体面收入的就业机会，能够享受家庭生活，生活质量更高，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

　　张燕生：在家乡附近务工打工者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父母、亲友能够分担这些年轻人的一部分工作压力。但是企业对员工的不公平待遇并不能就此得到解决。我们要肯定的是年轻一代对于公正生产和生活环境的诉求，应该推动现实朝这个方向进行改变。目前所提倡的出口加工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其核心问题是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而并不意味着把落后的生产模式转到中西部地区。不是把旧模式转变到新地方，而是要旧模式转变到新模式。

　　曹建海：现在海外需求不多，东部地区的需求也有限，工厂就没有必要集中在沿海，所以产业向内地转移是必然趋势。但在转移过程中如果没有实现产业升级，不能在节能减排方面有所推动，而只是把污染产业平移到中西部地区，那肯定是不成功的。

　　大城市生活成本过高，收入过低，工人根本无法维系家庭的基本生活，也无法享受天伦之乐。他们即使回到老家搞农产品种植也比那挣的多得多。所以，这种简单的代工模式肯定是走到了尽头，下一步是涨工资。企业对员工不能采取临时雇佣制，应着眼长远，培养自己的人才，注意工人人力资本的提升。成本上升之后，企业就需要和被代工的企业重新谈判。中国制造业优势相对越南等国而言仍是巨大的，不会因为涨一点工资就失去市场。

　　“中国制造”优势何来？

　　《21世纪》：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如何完成？“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如何保持？

　　曹建海：产业升级指的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高耗能、高排放向节能减排的方向转移；从投资品市场向消费品市场转移；从物质产品向服务转移。如果仅仅以单位时间的生产率或单位产量的物质消耗来衡量的话，意义不大。就像是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每吨钢消耗铁矿石都有所减少，但因为钢铁产量更大，所以总的消耗还是在加大。反过来，整个产业向着更加消费化、健康、服务、无形的产品转变，附加值越来越大，消耗越来越少，对人力资本和技术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这才称之为产业升级。未来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坚持实体产业不动摇，提高劳工报酬，对环境和资源征税。在要素价格合理化的基础上推动技术进步，同时采取减免税措施，鼓励那些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获得更快发展。

　　张燕生：未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引擎将由出口转为内需。今后的经济增长要更多的依靠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未来代工企业将会从外销为主转为扩大内销。国内的产业结构也会发生转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越来越迅速。代工企业要在“微笑曲线”上向两端延伸，也就意味着只有那些产品和服务有持续附加价值的企业，才能够生存下去。未来出口企业要从过去的低端模仿转变到自主创新，靠技术进步引领产品升级。随着国内市场机制逐渐完善，出口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也会逐步减少。外资企业在未来必然要和其他企业在公平的政策环境中进行竞争。所以在接下来的30年中，这些企业必须依靠自身来生存发展。

　　梅新育：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旧是制造业和出口大国，还是要保持世界工厂地位。现代服务业是建立在制造业的基础上，没有制造业做基础，现代服务业只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制造业的发展能够为足够多的人提供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可能一时分享的份额不理想，但是多分享比少分享好，少分享比没有分享好。未来政府和社会都会推动劳动者收入和福利水平适度提高，以前单纯的讲“创造就业机会”会转为“创造体面收入就业机会”。

　　而且，未来依靠内需不等于说出口不再重要了。我国很多产品产量占全世界总量的80％-90％，虽然我们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但是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市场，如何消化这么高的产出？还是要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目前我国的工业基础是建国后60年艰苦奋斗的成果，不应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旗号下轻易放弃，自废武功。并且我们的产业想要保持可持续的竞争力，必须有海外市场。仅仅依靠国内市场的企业和产业，等到国内市场饱和、中国人口老龄化来临时，必然没落。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现在在国际市场上不仅不能收缩，还要进一步扩大，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们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行业地位。

　　另外，中国的基础设施现在无疑是发展中国家最好的，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对于想要赶超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方面我们的优势可以维持比较长的时间。像印度、越南等国家，政府财力有限，无法有效率的集中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作为一个大国，我们的制造业拥有规模经济效应，这是其他小经济体很难具备的。整个产业链的配套非常完备，国内市场也逐步发育成熟，代工企业可以在中国高效的配置生产。随着“中国奇迹”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我们可以把国内市场的标准和风尚转化为全球市场的标准和风尚，超越“全球化绞肉机”的困境。目前很多的流行产品，承载的都是西方的生活风尚和价值。这些产品风行世界，制造商就只能给他们做代工、做贴牌，各个出口加工国在制造环节杀得头破血流，而设计、品牌、流通等高附加值的环节都握在欧美跨国公司手中。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力发展自主品牌，就能够让中国企业占据收益率最高的环节，主导全球产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