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产业升级是一个长期趋势，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产业升级一方面是由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推动，另一方面是由需求拉动。金融危机前，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中三资企业占了比较大的比重，表明中国过去30年产业升级相当一部分是外需拉动的。在出口主导的外向型省市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较高，有些甚至达到30%-40%，比如深圳的出口额相当于印度一个国家，其高新产业增加值也占了GDP的35%。而非外向型的省市，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就比较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第一大出口产品是机电产品，整体出口的产品以中低端为主，高端产品并不多，有些高端产品在中国加工，也被算为高新技术产品。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外部需求下降，导致中国产业升级步伐有所放缓。以2009年为界，中国经济发生了转变，以前拉动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是外需，2009年以后，内需将成为产业升级的主导力量。另外，中国的消费需求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25-35岁这一年龄层的人口数量今后比重会增加，他们对生活质量提高的需求，会产生较大的消费升级需求，从而助推产业升级。

　　 除了需求的拉动，国家的产业政策也会推动产业升级，如对高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行业的支持和实施优惠政策，以及对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明显过剩行业的限制等。这些措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毕竟有限，主要的动力还在于需求。产业政策中政府的行政干预如果太多，实际上无助于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更多应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要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升级，关键还在于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从满足需求这个角度达到产业升级的目的。

　　 既然需求是助推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现在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内需是不是足够大，对产业升级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作用，这可能在短期内还不能显现出来，而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现在有些政府地方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手段，比如“腾笼换鸟”，虽然这些手段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行政干预色彩太强了。倘若把笼子腾出来以后，想要进行产业升级，可是人家的高新技术产业不到你的笼子里去，笼就变成了空笼。如何才能使得产业真正能够落户当地呢？就是转变政府职能，从原先带有很强经营色彩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样才能够把整个内需拉动起来。

　　 支持民营经济助推产业升级

　　 尽管普遍认为，金融危机有利于促进产业格局调整，但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产业格局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危机之后，中国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实现“保八”，采取了“四万亿”的大规模投资措施，而这些投资大部分投的都是“铁公基”项目，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虽然高铁等公共投资也有拉动产业升级的作用，但更多的表现为继续提升重工业的比重。当然，重工业比重提升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中国仍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但要达到所谓的“后工业时代”，还为时尚早。原本在次贷危机过程中，很多落后的产能都是要被淘汰掉的，但刺激政策又把它们救活了，反而加大了传统产业的发展步伐。所以，中国的产业升级不是一个快速实现的过程，而是有反复有曲折。

　　 金融危机之后，外向型企业，尤其是制造加工企业，在国外订单减少、出口产品大多以生活必需品为主的情况下，推动技术升级的动力就显得不足，他们实际上是降低了产业升级的步伐。因为，原先那些外向型企业要满足国外很多需求，其中包括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比如机电产品。但是危机之后，这种可选消费品的需求减少了，我们出口的都是生活必需品，比如服装这类的纺织品，因为国外这些基本需求依然存在，所以还可以保持一定出口量，而其他产品的订单则大幅度减少。外向型企业要进行产业升级是有困难的，反而面临倒闭、停工停产的命运。

　　 发展民营经济应更多地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可以加大国有资产转让规模和比例，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都可以考虑退出；有些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行业，国有资本也没有必要100%控股。大量的民间资本没有去处，就会涌入房地产领域，催生房地产泡沫；而地方政府借房地产市场火爆，又通过拍卖土地的方式大搞土地财政，加剧金融体系的风险。现在应一方面推行房地产新政、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另一方面让民营资本从房地产退出的资金可以参与到实业投资当中去。民营资本规模很庞大，其关键问题是给它们找好的投资项目。一方面国有资本可以从一些高度垄断的行业中适度退出，如金融服务、石油石化、电信服务等，这不仅给了民间资本比较好的投资渠道，也有利于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实实在在地实行国退民进，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和鼓励才会落实到位。

　　 未来应着力发展服务业

　　 从产业层面来看，未来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而从第二产业的结构看，由于内部的传统行业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比重过高，故需要进行第二产业内部的升级。要使整个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需要在宏观层面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即提高社会保障、提高居民福利、放开户籍制度，提高城市化率。城市化率提高之后，对于服务的需求就增加了，服务业的发展也就会加快。另一方面，服务业所吸纳的人要比制造业更多，同样的投资，服务业所带来的就业数量要大于制造业，发展服务业可以更多地解决就业问题。

　　 对于区域经济政策，大家往往强调均衡发展，而我个人更倾向于不均衡发展，即重点发展某几类地区，形成发展集群。因为城市集群或大城市的特点是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吸纳更多的就业，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城市服务业的比重比较快地提升。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80%的美国人口的居住区面积从1900年占国土面积25%，降至如今的17%；在东亚，东京人口占日本全国城市人口的41%，GDP占日本的18%，是全球GDP总额位居第一的城市；首尔人口占韩国全国的25%，GDP占24%。因此，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度都比较低，区域经济发展还比较分散，如上海作为全国最大城市，GDP只占到全国的4.4%。

　　 让更多居民集中到发达地区，有利于提高城市服务业比重、增加劳动者收入，相比在不发达地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城镇化模式更加经济。我们若总是为了追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而推行广泛意义上的城镇化，一方面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会导致资源配置错位，浪费资源。当然，在推动城市集群和大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现有的户籍制度需要变革，并要缩小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