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沿海一代的纺织服装企业一直在忍受着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阵痛。原材料涨价、企业销量减少、劳动力成本增加等等因素叠加而至。这就迫使纺织服装企业不得不考虑如何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的问题。

　　到了2009年，我国经济开始逐步企稳回升。但是紧接着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用电慌”、“用地慌”等情况却让纺织服装企业措手不及。于是，一时间向西部地区“转移”的问题开始成为纺织服装行业内谈论的热点。企业是就地“转型”还是向西“转移”的争论也愈演愈烈。毋庸置疑的是，纺织服装企业不论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条路都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剧烈阵痛。

　　纺织企业：向阳花木易为春

　　2009年深秋，全国各地着急赶做棉被、棉袄过冬的普通群众不约而同的发现，棉花涨价了。其实，棉花价格的上涨对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说无非就是几句抱怨，直接影响并不太大。但是，对于数量众多的棉纺厂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了。如果企业的应变能力不强，处置效果不明显，其后果可能直接威胁到一家工厂的生死存亡。

　　实际上，棉花的价格从2008年末就已经开始小幅上涨。当时每吨棉花的价格仅仅波动性每吨上涨了200元左右。但是，这个情况并没有引起大多数棉纺企业的重视。在棉花价格持续低迷多年以后，众多的棉纺企业似乎已经不记得棉花价格起伏的规律。

　　江苏南通某棉纺织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企业。最辉煌的时候，曾经雇用有接近万名工人。就是在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到2008年，该公司每年的用棉花量都在1万吨左右。按照惯例来说，一个这样规模的棉纺企业库存棉花至少也应该保持在1000吨的数量级。但是，为了减少资金积压，规避现金流方面的压力。这家企业的棉花库存量长期维持在200---300吨的规模。

　　在棉花价格小幅上扬之后，紧接着的便是籽棉价格的暴涨。到2009年中期，棉花的价格已经比年初每吨上涨了2500元。但此时，棉纺企业仍然还有希望。那就是希望9月新棉上市之后，棉花的价格能够降下来。新棉上市，成了棉纺企业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希望的后面往往跟着的都是失望。到了2009年10月底，四川棉花的市场价格是新疆细绒棉每斤18元；新疆精致绒棉每斤要19.8元。并且，新疆的棉花运输极为不便。到12月，据对部分企业的调查显示，在已销售的13万吨新棉中，有2/3的棉花因为车皮紧张无法外运。有的企业声称，存放在站台上的棉花将近两个月了，仍旧运不出去。

　　江西、湖南两省，也是我国内地棉花的重要产地。以湖南为例由于气候干旱的原因，09年的棉花种植面积220万亩，较08年减少30万亩，减幅达12.5%。另外加上转基因棉花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造成了棉花产量更低。同时，较高的价格又引起了棉农惜售的现象发生。

　　怎么办？这成为了摆在棉纺企业面前最直接的问题。

　　从新疆采购棉花，在没有火车皮的情况下运到镇江的运费就高达1400元每吨。这显然是不可行的。在纺织行业形势刚刚企稳回升，棉纺企业订单刚刚开始增多、利润刚刚有点起色时。棉花紧缺、棉价高涨、运输困难等问题再次让棉纺企业苦不堪言，甚至到了即将无米下锅的境地。

　　看来，不转变是不行了。不变就意味着在金融风暴重创下“死里逃生”的中国棉纺企业有可能再次坠入新的深渊。于是，企业转移毋庸置疑的摆上了议事日程。棉纺企业到棉区去，既节约了运输费用，又可以享受当地的政策优惠，还有相对沿海来说廉价的劳动力。这些因素无不隐藏着巨大的诱惑力。

　　斩钉截铁，该企业高层最后拍板。企业必须转移，目标江西九江。九江是江西省棉花主产区，棉花种植面积约占全省三分之二，年产棉花180万担左右。九江地处江西北部，赣、鄂、湘、皖四省交界处，还是大京九铁路与万里长江交汇点，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发达。更难得的是，九江还是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对外开放和外贸港口城市。

　　该棉纺企业转移到棉区之后，上述的各种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因为棉花价格上涨对企业带来的冲击。工人的平均工资比在镇江低两成，厂房的租金则要低一半，另外还有水电费用等的支出都要少得多。这无疑都给纺织企业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企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

　　目前，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新疆等省区已经成为了纺织企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目前纺织行业全国性大转移，其主要转移的仍然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

　　服装企业：欲说还休梦已阑

　　金融危机给我国服装企业带来的冲击也是非常严重的。海外订单锐减，出口量直线下降，成为了2008年度服装行业的“外困”。进入2009年以后，我国经济开始回暖。但就是在这个后金融危机时代，劳动力短缺、劳动成本上升、物流成本增加又毋庸置疑的成为了服装行业的“内忧”。

　　2008年10月，广东东莞下了一场持续多日的暴雨。街道上，随着积水漂来最多的是一张张鲜红的招聘员工的告示。临近下午下班的时候，从沿街各个工厂出来的工人很少。零零散散的在马路上走着，不成群。这场暴雨，似乎洗掉了东莞一贯以来的喧嚣浮华。

　　号称“世界工厂”的东莞，是我国南方制造业的中心城市之一。在这个地区出现这样冷清的情况是很不正常的。从2008年末开始，大面积的“用工慌”开始逐渐在珠三角地区蔓延开来。金融危机的时候，服装企业接不到订单除了保留一小部分技术骨干之外，不得不裁掉大量的普通工人。而到了经济开始好转的时候，作为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企业却恍然发现工人没有了。

　　实际上，农民工结构上的变化使得“用工荒”的出现成为了必然。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逐渐老去，更多80后甚至是90后进入了农民工的行业，并且成为这个群体的主力军。这些人不论是在人生观还是在价值观上面和他们的父辈都截然不同。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更注重的享受、消费以及更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曾经有报道说“80后农民工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受到较多的家庭呵护”，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目前在农村独生子女的家庭仍然属于凤毛麟角，计划外生育的情况很普遍。

　　而一部分服装企业在对农民工的待遇问题上处理得却不够慎重。国家统计局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月平均工资1417元。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农民工占89.8%。与此同时，近六成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总体较低，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的比例也很低。

　　另外，在金融危机时被裁掉的部分农民工带着自己的积蓄回乡创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于是这部分农民工便彻底转变了自己的身份，不会再外出务工了。综合上述情况，就不难看出“用工荒”的根本原因。
沿海一代的服装企业遭遇“用工荒”，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没有工人，有订单不敢接；没有工人，接到的订单不能按时交货的情况比比皆是。于是，服装加工企业在看到纺织企业转移带来的变化之后也开始陆续筹备转移事宜了。

　　然而，在我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已经步入了摸不着石头的深水区是时候。服装加工企业摸着纺织企业的石头，能否顺利趟过自己的那条河呢？答案是否定的。此石头非彼石头，此河也非彼河也。

　　广东中山一家休闲服生产企业应对“用工荒”的办法就是转移。他们选择了西南某省会城市周边的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户。当然，政府为了争取这家企业落户本地，在政策、土地、配套设施等等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优惠。实际上，针对沿海服装加工企业的转移潮，河南、四川、重庆、江西等省份都争先恐后举行招商会议，大力邀请沿海企业到当地建厂。

　　中山的这家服装加工厂投产之后，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难题开始出现在企业的面前。首先遇到麻烦的就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一次，为了寻找一种衣服袖口上面的纽扣。采购部门的几个人差不多把周边的县市都跑遍了，也没找到合适的生产厂家。最后不得不从广东采购后，再运到企业。

　　这样一来，算上耽误的时间造成的损失以及往来的运费等，服装的成本与在广东生产已是相差无几。接着，高昂的成品运输费用也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众所周知，IT行业转移生产基地的运作是非常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产品，一个集装箱便价值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因此，区区一点物流费用在他们眼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我们的服装加工企业来说，一个集装箱的衣服最多也就十几万或者几十万。在服装行业利润率不高的客观前提下，这个运输费用就显得举足轻重了。

　　服装行业整体在内销市场没有完全做好之前，出口依然是目前的主要途径。从遥远的内陆把产品运到沿海的港口装船，无疑就是把豆腐运成了肉价钱。在服装加工行业的上下游没有实现转移之前，单纯的服装企业转移注定以失败告终。

　　遥想当年，部分沿海服装加工企业到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建厂。理由主要也是，“在中国要花1000元去请一个技术还不怎么样的工人，在越南只用500块钱就能搞定。”。然而，没过多久这些企业也纷纷铩羽而归。原因还是这些国家没有服装加工企业需要的产业链。拉链、纽扣等等都得从国内运过去，这样的生产环境企业的日子能好过吗？

　　目前，我国服装企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和当年企业到东南亚建厂的情况几乎是如出一辙。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我国沿海有着全世界最完美的纺织服装产业链。术业有专攻，在沿海一个镇生产一种配件的现象很普遍。曾经有人担心东南亚国家会以廉价的劳动力取代我国的服装加工业。实际上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出现的，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磨合。

　　目前，沿海的服装企业有些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转移。而有些已经转移的企业又静悄悄的回到了沿海。无可非议的是，只有实现服装行业产业链的整体转移，服装加工企业的转移后劲才足，才能成功。

　　走还是留：因事制宜，以权达变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与目前纺织服装行业面临的同样情况也在我国台湾出现过。当时，台湾年轻一代因生活改善开始不愿意到工厂打工，缺工引发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其他一些成本也在攀升。面对这样的局面，台湾企业大多选择了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大陆。实际上，上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因成本上涨，先是转移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之后又二次转移到了中国内地。

　　由此分析，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转移已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当然，对于做内销市场的沿海纺织服装企业，将生产线往中西部转移是明智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对于主要做外销的纺织服装企业来说，高昂的运输费用却难以承受。继续留在沿海恐怕是最好的选择。

　　留下来，能不能站得住就要求企业对自身进行合理化的转型。为了消化掉留在沿海而产生的较高成本，纺织服装企业就必须提高生产效率、劳动力素质、自动化程度、生产技术、产品质量以及产品附加值。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论哪一次的变化或者是危机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机遇。留下来的纺织服装企业完全可以借此机会，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创出自己的品牌，让世界彻底改变对中国是“世界服装加工厂”的观念。把中国制作变成中国创造，争取早日让中国的纺织服装也在世界高档服装市场上占用一席之地。

　　无论纺织服装企业是走还是留，实际都代表了一种发展趋势，代表着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做大、做强、做精的方式。新的形势下，我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必须也要有新的智慧和精神，需要新的责任和敢担当的品格。我们的纺织服装企业，必须要具备全球化的市场观念以及产品质量观念和科技创新意识，向产业专业化、产品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不可否认，我们的纺织服装企业正面临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原有的一些传统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纺织服装企业如何做到一个以质量为中心的产品管理，以财务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以科技为先导的技术管理的有中国特色经济构架，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