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日本对华贸易政策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对此予以高度警觉。”商务部研究院中贸研究部副主任金柏松近日谈到。

　　他作出此判断的依据是以下两则最新动态： 

　　据国内媒体7月28日转引《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财务省计划从2011年起调整针对发展中国家商品的贸易“普惠制”(GSP)，从目前规定每个发展中国家可利用的上限为20%降至10%~15%。由于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预计中国商品将首当其冲遭受最大冲击。 

　　7月19日，据驻日本使馆经商处消息，日本经产省最近决定，放宽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条件。此前，日本企业提出申请须获得相关业界50%以上的赞成，而该比例的计算分母为赞成、反对和赞成与否不明三项的总和，门槛较高。此次，日本将按“国际规则”进行调整，分母只保留赞成和反对两项。日经产省称，一旦受理申请展开调查，裁定反倾销，采取措施的几率是70%~80%。 

　　金柏松谈到，从2003年以来，日本两次让中国进口商品“毕业”，一步步消减予以中国的普惠制待遇。他说，显然，日本认为，中国产品的质量已大幅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应该提前“毕业”。但是，至于中国是否已经“晋级”，应该依据联合国、世界银行或其他权威国际机构的评判。中国政府认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依旧与东部地区有较大差距，总体经济水平依旧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日本调整赋予中国进口产品的普惠制待遇时应该实事求是，而贸然采取“激进”措施，忽然从“宽松”进入到“严格”，显然有失公允。 

　　日本调整普惠制主要出于私利 

　　日本媒体报道称，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的急剧增加是导致此次日本普惠制调整的主要原因。日本每年从中国的进口额已超过10万亿日元，远远超过从其他国家的进口。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拥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商品继续享有日本市场大部分的普惠制优惠关税额度，这不“公平”。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徐梅分析，这次调整的背景和原因的确存在以下因素：一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面向日本的出口产品增多，对日本某些产业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和冲击。其次，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日本经济复苏的形势尚不稳固，国内失业率仍处于战后较高水平，个人消费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希望减少进口、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 

　　金柏松认为，日本的这种自我保护措施的“理由”不可谓不充足，但他显然没有看清中日贸易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没有照顾到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中国的利益。 

　　日应该用新思维看中日贸易 

　　“中日经贸关系与10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应该用全新眼光，有崭新思维，日本朝野政经界人士应该认清形势，作出正确判断。”金柏松指出。 

　　“现在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早已超过其对美国。日本能从金融危机中复苏，未爆发财政危机，完全仰仗中国市场的支持。” 

　　他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市场疲软，日本把出口能量大部分甚或全部释放到中国市场，通过“迂回贸易”战略——在韩国、中国台湾及中国香港设立零部件贸易基地，然后转口到中国内地进行最后的加工组装，部分返销国际市场。如果把日本对上述三地市场巨额贸易顺差，加上对华贸易逐年快速增长的顺差，中国对日贸易逆差数额更加惊人。而按照日本官方统计，日对华贸易居然表现为逆差。 

　　金柏松认为，日本应该放弃这种早已过时的出口导向贸易战略，扭转“封闭性市场”的印象。他说，2000年底，日本曾出台限制进口措施，矛头直指中国，后经双方谈判协商，问题得到解决。 

　　此次日本接连出台贸易新政策，不可否认主要针对中国。金柏松表示，希望双方政府以积极的思维，友好协商的态度，通过加强合作来鼓励扩大出口，而非采取单边的短视的行动，打压、限制对方出口。不恰当的单边行动只会导致贸易战的发生。